李稻葵表示,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國不能走回頭路,需要實施新的開放戰略。新的開放主要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包括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資本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圍之內配置資源,在全球范圍之內謀劃我國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糧食的難題。比如糧食問題,在保證糧食自給自足的大前提下,我國的資本完全可以和一些周邊的國家達成長期的協議、合作。當然走出去不僅需要資本,還需要有國際化管理的能力和國際化視野、胸懷。
第二層意思是形而上的走出去,就是思想、意識要走出去。改革的過程就是游戲規則改變的過程,現在的國際規則正在發生改變,國際金融關系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規則。在這全球規則發生變化的時代,不僅需要人才、生意走出去,還需要研究走出去,參與到這個過程中去。
比如國際上提出的全球經濟指導性原則,規定一個國家經常賬戶的順差或者逆差不能超過某個數值,來指導各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實際上,這個原則在很大多程度上是針對我國提出的。
李稻葵認為,新開放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參與到新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去,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功課做得不足。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遠遠超過了學術的、理念的和教育的國際化程度。
目前為止,我國教育的國際化還主要停留在讓年輕人學好外語,學好國外的經濟學和科學技術。我國的教育在國際化上還沒有完全轉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層次上來評判現行的國際制度,教育年輕人學會辯論,學會去說服別人,這是我國高等教育亟須要做的。
李稻葵稱,如何能更好地參與國際社會的國際制度指定中的討論,關系到中國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在國際上能夠站得起來的大國。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在國際范圍內據理力爭,樹立中國的理念,這是我國下一步要下大力氣做的。
如果要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一定有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國人的話有說服力,中國有一套獨特的管理方式、改革辦法和社會管理體制。在國家全面復興的過程中,總結經驗,營造一套嶄新的理念,把它上升為在國際上具有感召力的新的價值觀、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方式。
李稻葵最后表示,在新改革、新開放過程中,學術界需要做好兩件事:
第一件是認真研究中國復雜、獨特的經濟現象。為什么中國的貨幣總量世界第一了,而人均GDP還那么低;為什么農民工可以進城務工,而不能得到長期的居住權,孩子不能在城市上學;為什么老百姓如此看重土地和住房,而有的人買了三四十套房子,既不住,也不租,當成收藏品;為什么明明知道期權已經沒有價值了,老百姓還在股票市場上買期權。這些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并不是簡單地用市場經濟的原則就能解決的,需要學術界認真研究。
第二件是認真研究當前的世界。對金融衍生品要不要管;投資銀行是不是要跟商業銀行一同監管;投資銀行是不是可以搞自營業務,利弊何在;資本是不是要管制。這些問題西方都在研究,我國的學術界也要跟上。
世界上公認的宏觀經濟專家、曾任IMF首席經濟學家的費舍爾,以前是絕對的保守主義、絕對反對資本管制,而現在也說應該搞資本管制。IMF最近也表示,資本管制在某些條件下是可以支持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的學術界一定要用中國的視角,參與國際新的制度建設中去。
另外,學術界還應該抓住機會、做好教學,培養出一批高層次的、國際化的人才,走向世界,這樣才能夠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