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表示，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國不能走回頭路，需要實施新的開放戰略。新的開放主要是實施走出去戰略，包括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是資本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圍之內配置資源，在全球范圍之內謀劃我國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糧食的難題。比如糧食問題，在保證糧食自給自足的大前提下，我國的資本完全可以和一些周邊的國家達成長期的協議、合作。當然走出去不僅需要資本，還需要有國際化管理的能力和國際化視野、胸懷。
第二層意思是形而上的走出去，就是思想、意識要走出去。改革的過程就是游戲規則改變的過程，現在的國際規則正在發生改變，國際金融關系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規則。在這全球規則發生變化的時代，不僅需要人才、生意走出去，還需要研究走出去，參與到這個過程中去。
比如國際上提出的全球經濟指導性原則，規定一個國家經常賬戶的順差或者逆差不能超過某個數值，來指導各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實際上，這個原則在很大多程度上是針對我國提出的。
李稻葵認為，新開放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參與到新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去，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功課做得不足。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遠遠超過了學術的、理念的和教育的國際化程度。
目前為止，我國教育的國際化還主要停留在讓年輕人學好外語，學好國外的經濟學和科學技術。我國的教育在國際化上還沒有完全轉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層次上來評判現行的國際制度，教育年輕人學會辯論，學會去說服別人，這是我國高等教育亟須要做的。
李稻葵稱，如何能更好地參與國際社會的國際制度指定中的討論，關系到中國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在國際上能夠站得起來的大國。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在國際范圍內據理力爭，樹立中國的理念，這是我國下一步要下大力氣做的。
如果要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一定有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國人的話有說服力，中國有一套獨特的管理方式、改革辦法和社會管理體制。在國家全面復興的過程中，總結經驗，營造一套嶄新的理念，把它上升為在國際上具有感召力的新的價值觀、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方式。
李稻葵最后表示，在新改革、新開放過程中，學術界需要做好兩件事：
第一件是認真研究中國復雜、獨特的經濟現象。為什么中國的貨幣總量世界第一了，而人均GDP還那么低；為什么農民工可以進城務工，而不能得到長期的居住權，孩子不能在城市上學；為什么老百姓如此看重土地和住房，而有的人買了三四十套房子，既不住，也不租，當成收藏品；為什么明明知道期權已經沒有價值了，老百姓還在股票市場上買期權。這些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并不是簡單地用市場經濟的原則就能解決的，需要學術界認真研究。
第二件是認真研究當前的世界。對金融衍生品要不要管；投資銀行是不是要跟商業銀行一同監管；投資銀行是不是可以搞自營業務，利弊何在；資本是不是要管制。這些問題西方都在研究，我國的學術界也要跟上。
世界上公認的宏觀經濟專家、曾任IMF首席經濟學家的費舍爾，以前是絕對的保守主義、絕對反對資本管制，而現在也說應該搞資本管制。IMF最近也表示，資本管制在某些條件下是可以支持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的學術界一定要用中國的視角，參與國際新的制度建設中去。
另外，學術界還應該抓住機會、做好教學，培養出一批高層次的、國際化的人才，走向世界，這樣才能夠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