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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學者，他用清晰說模糊，把信息普及給百姓聽。作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他用學識諫國策，把問題與解決之道直言給政府聽。作為經濟學家，他用英語說中文，把被誤讀的中國正解給世界聽。”

　　新年伊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李稻葵教授開始了2011年第一場講座：世界與中國經濟2011形勢分析。專程趕來的EMBA學員和校友們座無虛席，這些來自全國各行各業的高管們都是李教授的忠實粉絲——“稻米葵花”。
　　“同學們，別介意有媒體采訪拍攝，我們一如既往自由探討。”比大部分學生還略顯年輕的李教授，開場白就體現出了學人本色。這位從小立志以文學改變中國的人，接受西方現代經濟學教育，始終鐘情“中國問題”，回到闊別已久的清華園投入了經濟興國的行列。
　　站在中國發展利益立場來思考“世界經濟中的中國”，這位低調的高個子教授觀點頗有說服力。

　　“我更習慣被稱為學者”

　　記者：多年來，您一直自稱為“學者”。如今，您身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又以經濟學家身份獲得“2010CCTV年度經濟人物”，在您看來“經濟學家”的稱謂意味著什么？
　　李稻葵：“經濟學人”還是“經濟學家”都是對我們這個學術職業的不同描述，只是個符號，不具實質意義，而謙虛實在的說法也許更能體現我們中國人的個性，這也是我個人的偏好。
　　我們這代人的教育，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很少用“家”這樣的字眼，我想“家”這個字具有很高的地位。而現在的輿論和學術中，往往直接就用“著名經濟學家”，我一時還感到有些不適應。當然，這與中國目前經濟飛速發展和社會心態的浮躁有關。

　　“要在專注研究和影響社會之間平衡地承擔職責”

　　記者：一方面公眾希望學者能夠深入研究某一領域、希望他們專業化；另一方面，公眾又希望學者能夠發出聲音，表達獨立而有建設性的通俗易懂的意見。您認為這兩者矛盾嗎？
　　李稻葵：經濟學上許多非常數學化和技術化的研究領域公眾并不感興趣。學者的基本立足點在于學術研究，專注于學術領域自己感興趣、長期關注的問題，我自己最感興趣的就是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有關問題。
　　國外學者個人研究領域分工非常細致，并不過分留意和討論社會上流行的熱點，對社會話題的參與度、對公共政策的發言權遠低于國內，討論也沒有中國這么情緒化、意識形態化。目前在國內想做到專注很難，這源于單位對學者社會知名度的要求、回饋媒體對學者的尊重。當然，媒體總希望學者研究越廣泛越好，講一般民眾能聽懂的話，而學者個人就需要在專注研究和影響社會之間平衡地承擔職責。
　　在我看來，新一代學者的職責不僅是在國內解放思想，認真研究中國的問題，把我們的智慧奉獻給百姓和決策制定者，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走出國門，用西方人的語言，用西方人的邏輯，把中國的事實，把中國的道理講出來，化解他們的猜疑，化解他們對我們的指責。

　　“應以一種理性的形象出現”

　　記者：目前的中國經濟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經濟問題往往與社會問題等交織在一起，您認為此時需要什么樣的學者？
　　李稻葵：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應該說膚淺的經濟現象研究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形勢，相反需要技術層面的、更加復雜的經濟學研究。比如財稅改革、房地產改革都是非常復雜的，需要具有更高專業素養、受過系統訓練、具備國際化視野又了解國情的經濟學者深入參與。只有把問題真正研究清楚，才能講明白，采取有效措施。
　　一位經濟學者在公眾空間，應以一種理性的形象出現，用理性的話語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經濟學者的風范。

　　“發展方式轉型需要耐心”

　　記者：對于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您有什么看法？
　　李稻葵：內外需的嚴重失衡是一個棘手問題，可以說，這是目前中國乃至全球宏觀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早在2007年初的一次研討會上，我就提出要盡快對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進行調整，中國經濟連續超速增長，日益凸顯的“增長煩惱”迫切需要增長模式轉變。
　　加速有序城市化，讓還沒搭上經濟發展快車的群體納入起飛軌道，這樣大的消費潛力如不挖掘出來，當然會內需不足，只好依賴于出口加工、廉價成本競爭。只有從根本上下工夫啟動內需，發展方式轉變才有長久的實質性支撐。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需要一個轉折點，但轉型同樣是一個長期過程，立竿見影的措施恐怕沒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完成一場全面升級轉變，是需要一點時間的，人們應該多一點耐心。如果未來5至10年，伴隨“十二五”規劃體現出的指導思想逐步落實，相信會呈現驚人的“中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