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分析了在當前新形勢下進行改革的必要性，認為這輪改革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指出從民生問題入手，利用基層的力量推動改革的漸進，并以房地產改革和個人所得稅改革為例進行說明。
李稻葵表示，總結我國30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就是不斷地改革，抓住每個時期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面對國內的社會矛盾和國際的壓力，還要進行改革。改革就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把整個制度推倒，而改革是不改變現在的基本大格局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的改善，這是改革的本質。而本輪的改革呈現出三個新的特點：
第一是改革的方向和技術路線不明確。過去30年，改革的基本特點是決策者、改革者對改革的方向認識比較明確，而今天的改革是新形勢下的改革，形勢是非常復雜的，改革的技術細節還不明確。過去進行產權明晰化改革和國有企業的改制，在認識上大家基本上沒有爭議。當前的中國面臨的情況要復雜得多，比如房地產改革，有人認為引進市場機制、擴大供給就能解決房價高漲的問題，有人認為商品房價格不用管，只要做好保障房就行了。對于具體的改革路徑，爭議非常多，因為當今中國的市場經濟中情況非常復雜，我國的企業是現代化的企業，我國的市場規模是超大型的市場規模。
第二是改革機制不同。過去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今天的改革往往是社會上形成了輿論、不滿以后，形成了基層的壓力，這種壓力推動著技術官僚層次進行方案的選擇、論證甚至意見的征求，然后經過最高決策者的拍板，推動下去。
比如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機制，先是網民在互聯網上呼吁個人所得稅不合理、不公平，然后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煤體熱烈議論，最后上層部門進行論證，找出一些方案，最后在常務會上通過。
第三是民生推動型的改革。比如房地產改革，因為房價上漲太快，很多人認為不公平，年輕人覺得現在買不起以后會更買不起，這種抱怨是高度理性的一種情緒。房地產改革是勢在必行，而限購令也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安排。
改革正是需要經過一系列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能成功的。中國過去改革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以產權制度的過渡性的制度安排為例，鄉鎮企業曾經是半集體的或半民營的，處于模糊產權的階段，最后克服社會輿論壓力、經濟環境的壓力，逐步過渡到純粹的民營企業。
李稻葵表示，限購令可能會帶來誤傷，它也不可長期持續。很多地區房價高漲的程度遠遠低于北京，但是也實行限購令，而這部分的城市可能是第一批淡出限購的。北京、上海限購令的細節也會進一步地調整，盡量減少誤傷。
個人所得稅也需要改革。個人所得稅的實質是，政府用老百姓交的稅去改善民生、提供社會福利。北歐人民平均交50%的個人所得稅之后，就可以從幼兒園開始一直到養老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補貼和福利。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大概是32%左右，而且社會福利往往是給特殊人群的。
我國的老百姓交了稅收，但是看不到基本的社會福利。而且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工資稅，而資本增值不用交稅。所以出現的怪現象是，資本所得、資本增值的部分不用交稅，勞動所得反而交稅，況且灰色收入也可以逃稅漏稅。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不僅僅是起征點的問題，需要從制度上進行重新改革，進行系統的改革。
而系統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大幅度減輕稅率，不但考慮勞動收入、資本增值、分紅以及其他的綜合收入，也要考慮家庭的負擔和綜合報稅。這樣一來，不僅能帶來社會和諧，增加就業，也能增加個人所得稅的總增收額。
李稻葵認為，在社會福利沒有做好、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政府花很多的政治資本去征收那么一點點的個人所得稅是不值得。我國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達83080億元，而只有4837.17億元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在目前，當務之急是提供好社會福利，解決好民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