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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依附關系的詭異

歐洲人最難以釋懷的是與美國之間的微妙關系。這一雙邊關系來源久遠，不時令歐洲人感到心痛，因為美國人曾經是他們的被流放者和小跟班，例如在鴉片戰爭之前，美國人只能跟隨英國商人的大流在中國的廣州順便賺些零頭小利。擁有廣大海外殖民地的歐洲國家自然對地域廣大的美國尚不以為意，英國就坐擁加拿大、澳新、印度和非洲幾個大區級別的殖民地，自問不比美國的疆域和市場小。對他們來說美國人與鄉下人無異，同樣信奉基督教新教，因此至多是獲得與己平等的地位，談不到后來居上。
　　歐洲人在對自己的極端眷戀自恃的狀態下進行了兩次大戰的賭博，結果不僅遍體鱗傷，要靠富裕的美國親戚出手扶助，而且丟掉了廣大的海外殖民地，他們原先那些狹小的本國領土自然再也無法與橫跨兩洋的美國大陸相比，又被割裂為多個國家和置于兩大陣營之間，形勢使然，只有專心依賴和侍奉美國。從高位跌下的歐洲人不惜屈身事人，加入美國主導的北約集團，以彌補自身軍事力量無法支撐外交的窘境。在對抗蘇聯集團時，西歐國家雖然擁有相當數量的軍隊，但仍然依賴美國駐軍以鞏固防衛，在冷戰之后美國發動和指揮的幾場戰爭中，歐洲人聽從北約號令，對外進行有限的干預，以最小的代價（出兵幾百至幾千）來撐起大國的面子。這對于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十分尚武、殺出一片世界性帝國的歐洲人來說，簡直是恥辱。
　　作為一個與中國存在時間相同久遠的古老文明，歐洲人自然不同于傲慢和少經史事的美國人，以往曲折的歷史令他們能夠更深刻地感受到世事難料、強弱易位的普世規律，具備更強的順應大趨勢的主動性，這些都是在短期內爆發登頂、至今尚未下墜的美國所難以真正體會得到的。基于這一原因，歐洲人無法事事以短視的美國為準繩，在跟隨美國的同時自然要選擇某些違背盟主命令的行動，以避免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本質和喪失自尊。因此，歐洲人與美國人之間構成這個世界上最為典型的互相利用關系。
　　歐洲人自行其是、尋求其他途徑的表現之一是九十年代末涌現的所謂“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自稱左翼或中左的政黨在一些歐洲國家上臺當政，將他們歐式社會主義特征的政見變成政府政策，強調溫和漸進和歐洲慣有的福利社會，以減弱右翼政權當政時強硬刻薄的政策措施對公眾的負面影響。
　　英國新工黨在布萊爾的領導下擊敗長期執政而無能的保守黨，英國現代史上最年輕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曾經是工黨內的中央政策主任，牽頭負責“第三條道路”研究。另外，1996-1997年，德國的施羅德取代科爾為首的右翼基督教民主聯盟，意大利由普羅迪和達萊馬主政，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也有中左政黨上臺當政。
　　對中國的一個間接影響就是一度傲慢的香港總督彭定康突然發現來出席主權回歸儀式的是陌生的工黨政府官員，而不是他的保守黨老朋友，頓覺尷尬。由于預感工黨的對華政策將有所改變，彭定康在離任前也不得不修改他堅持與中方硬抗的基本立場。這些歐洲執政黨派一定程度上受到之前澳洲工黨政府的影響，該黨在執政十三年內推出了混合左右翼的政策，成為歐洲大國嘗試“第三條道路”的前驅。另外美國政局的顯著變化也是“第三條道路”向前推進的重要因素，在十二年共和黨政權之后，克林頓進入白宮并執政八年，展現開明形象，給歐洲人以相當的空間，鼓勵他們嘗試美國單一方式之外的選擇。布萊爾、施羅德和克林頓三個人發起了“第三條道路”，這一中左陣營包括了眾多的執政黨領袖，形成一個聯盟，自稱“民主領袖理事會”（DemocraticLeadership Council），通過會晤和會議的方式會聚意見，形成共識，并思考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中如何由左翼政黨推動社會進步。他們屬于發達國家中主張機會平等和社會福利的一派，反對徹底的私有化和政府管治削弱，企圖找出一個責任權利得到平衡的總體解決方法，而不是在冷戰后大肆推行極端私有化和放任市場的右翼資本主義模式。
　　從政治角度看，“第三條道路”這一類黨派力圖保留原先左翼政黨的政治遺產，即社會公義和公民福利。英國新工黨政府得到機會彌補修正之前大力推行徹底私有化的保守黨政策，實施了一系列綜合左右翼特點的措施。為了減輕中間選民對左派政黨的不信任感，他們也認為“第三條道路”能夠幫助他們適應政治環境的變化，有益于爭取更多選票，避免在西方社會中被邊緣化。這是實用主義精神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現。而從歐洲與美國的關系來看，這又是歐洲方式與美國盎格魯-薩克遜方式的持續對立，雙方一直在爭議哪種方式更加符合西方經濟方式的原則和社會人權標準。歐洲人特別引以自豪的是德國取得的出色成就，一直是先進工業化國家的標桿，又是實行社會福利政策的先進代表。歐洲人普遍認為，他們國家的人民享受了比美國人更加全面的社會福利，即使美國人在經濟總量、軍事力量和電腦網絡技術等方面一直領先，歐洲人的生活質量普遍更高。美國的民主黨，特別是克林頓，與歐洲的思維方式接近，但在他當政之前深受共和黨執政的壓制，又有必須對付冷戰敵人的不利條件，只有在冷戰結束后才感到去掉了那個懸在頭頂的最大負重，有機會思考在本國極端競爭的資本主義摻和雜社會主義部分的歐洲方式之間進行適當的調合，爭取普及人權和保證政府繼續承擔提供公民福利的義務。
　　澳洲在美歐理論之爭的外圍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具體實踐，加上歐洲中左執政的國家隨后加入，因此在九十年代末，“第三條道路”開始成型，并呈現一派向外蔓延的傾向，歐洲人開始認為這是與美國右翼極端派抗衡的武器，為自己作出的理論貢獻、找到西方引領世界的終極模式而感到振奮。
　　不幸的是，這種自從為是的政治觀點和樂觀態度終究敵不過美國“例外論”和單邊主義，失去美國的支持和容忍，歐洲人進行的嘗試必然受到壓制。他們受惠于相對開放的克林頓時期，但當他被極右翼新保守派的小布什政權所取代時，美國出現公開明顯的退步，又為所謂的國際恐怖主義抓狂，投入持續的海外戰爭和推行國內的嚴格管制，再現其世界上最愛國的實質，凡被列為不忠于國家的妥協言論和行為都被鉗制和遭到輿論聲討，所謂的自由派政客和媒體原形畢露，立即變得謹小慎微起來。由于一些歐洲國家在戰爭侵略問題上采取了與美國不同的立場，被惱怒的美國人列為不可靠的盟友，受到相應報復，歐洲人也幾乎集體失聲，畏于質疑或挑戰美國的做法和思維方式。更有甚者，被認為是“第三條道路”代表的布萊爾居然是全力支持美國侵略的歐洲大國領袖，表現得和小布什情同戰友，為之打前鋒和守陣地，毫無怨言，與他之前的大義凜然和為原則而滔滔不絕地雄辯已經截然不同，聲譽受損，讓人失望和震驚。布萊爾無疑將其基本信仰和良好愿望交換為對美國盟友的忠心不二以及在文明和宗教對立中選擇偏向自己的根源，即使為此不再值得人們信任，也要繼續進行下去。歐洲的右翼黨派在美國強硬路線和單邊主義的鼓勵下逐步取代中左派政黨，上臺執政，如德國的施羅德最后被親美的默克爾趕下臺，意大利由貝盧斯科尼出任總理，歐洲三大國都已變色，法國聯合政府內的“第三條道路”者總理若斯潘位在中右的希拉克總統之下，不久也退出政壇。“第三條道路”就此破產，首腦退位，政黨受排擠，在美國單邊主義的陰影下基本上沒有存在的意義，在現實中不是站在美國一方并仿效美國，就是被劃入美國敵人一類，非此即彼，歐洲人在冷戰結束后悠閑地探索其他政治理論選項的空間和美國人釋放出來的容忍度都已不復存在。美國經濟當時又空前繁榮，誘人臣服，對抗無益，在多種條件均發生變化之后，歐洲人只有放棄一度熱衷的“第三條道路”，暫時接受美國強權的駕馭。
　　除了在執政理念的差異之外，歐洲人自認世界最佳的又一個方面就是對西方式人權的強調，甚至不惜在這方面刺激美國。歐洲人本來就對美國的一些做法不以為然，例如，執行死刑和限制墮胎，自認為在道德和個人權利上處于比美國還要高尚的地位，可以以此指責和嘲笑美國政府的刻板和野蠻，對非西方國家自然更是充滿蔑視。隨著歐盟的形成和美國小布什政府倒行逆施的行為，歐洲人私下的優越感日益加深，隨時都會表現出來，盡管不會公開與美國作對，但時刻不忘利用這些相關議題來突出歐洲的存在價值。
　　等到奧巴馬上臺，歐洲人對小布什為代表的新保守派離去松了口氣，表現自己人權價值的機會又來了。挪威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將　2009年的和平獎頒給美國總統奧巴馬，確實出人意外，但如果理解了歐洲人對其世界地位和道德價值觀的高度敏感性，就會明白這一舉動背后的獨特心境和思維方式。
　　正因為歐洲無力領導世界，把所有的希望轉為寄托在美國的身上，自然對美國期望甚高，企圖把美國推出去實現自己無法實現的目標，借以強化歐洲人的自負心態和減輕其不時冒頭的不自在感。過去的美國基本上沒有辜負歐洲人的期望，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后，充當旗手和領袖當仁不讓，既促成了歐洲的聚合，特別是兩德統一，又把歐洲人十分在意的民主自由人權口號喊得震天響，雖然根本目的是實現美國的戰略和撈取最大利益，但表面上沒有傷著歐洲人的面子和虛榮。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歐洲人對美國是容忍的，甚至是感恩戴德的，即使對美國的霸氣和單邊行事的作風略有怨言，但對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以及敢于提出“歷史終結”的豪氣還是基本認同的，符合起源于歐洲人的全球理念，美國是實際執行者和領路者，對其合作伙伴都有好處。
　　一旦美國行為表現偏頗怪異，歐洲人即如坐針氈，急于有所指教和修正，以免禍及自身。在小布什任總統期間，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歐洲人認可和容忍的界限，他們意識到如此下去，不僅歐洲人再無出頭之日，歐盟不如美國的一個州，而且歐洲人也會被任性而為的美國人拖下去，危及其存在的根本。西方制度的無比優越性、西方人高人一等，隨意教訓其他人的資格等，都將被付之東流，在東西方辯論和模式比較時的那些所謂的正面特征將會完全轉為負面，例如民主輸入，尊重人權，多元文化（本身也是虛多于實），言論表達不受壓制等，都在美國入侵他國和強力統治下成為笑柄。特別是死于戰火中的人數高得令人無法忍受，即使將其作為強行輸入民主的附加代價也無法取信于人，更何況那些數字中大多被證明只是美國大兵任意開火以求自保的后果，讓歐洲人都無法替其辯護。歐洲人起初尚且對美國的做法發出一些怨言，以顯示自己與美國人不同，仍然是一種仁慈的西方霸權，但很快就發現他們與美國人是捆綁在一起的，逃不脫“西方人”這個總的概念，而且自然而然地被視為美國這個領頭人的忠實跟班。隨之而來，他們自己推崇和標榜的那些所謂普世理念也每況愈下，面臨被嚴重質疑和拋棄的境地。任何替自己辯護的理由，都會遭受到美國這一突出的反例而不堪一擊，歐洲人教訓他人的資格和信心正在消失殆盡，內心十分焦急。
　　歐洲人熱心期盼美國人能夠傾聽他們的忠告，改弦易轍，但是奇怪得很，驕傲的美國人卻越走越遠，把小布什二次送入白宮，繼續加碼執行一些歐洲人不以為然的對外政策。歐洲人膽小怯懦，不敢直接挑釁冒犯美國，只有繼續苦等，慘熬了八年，同時利用一切機會間接地、迂回地向他人表示自己與美國的不同，怕惹惱美國遭到報復。
　　如果美國共和黨在2008年后繼續執政，可憐的歐洲人更會感到苦不堪言，比不幸的伊拉克人還要無處訴苦。萬幸的是奧巴馬如愿當選，進入白宮，歐洲人才松了一口氣。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美國可以繼續充當世界的領袖，重新做人，不僅在經濟軍事上逞強，而且在理念和行為舉止上再次為人師表，同時也挽救歐洲人的信心，不再因為其明顯的虛偽而經常被人嘲笑譏諷。奧巴馬的一些舉動表明他在拉近與歐洲人的距離，雖然受到國內保守派攻擊他不像美國人，卻依然一再有所表示，因此盡管實際行動并不多，也應受到歐洲人的稱贊和表彰。
　　北歐人在歐洲人之中更加激進，西方價值觀表現得最為明確，因此開始把對奧巴馬頒獎作為一個給予適當回饋的絕好機會。在此之前的奧林匹克舉辦城市的競爭中，是由奧委會委員們民主投票決定的程序，美國倚仗國力也無法讓芝加哥占上風，而挪威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是小圈子閉門表決，寥寥數人，意向清晰明確，自然一致通過，授予奧巴馬和平獎以資鼓勵。這些是奧巴馬被匆忙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背景原因，希望以此讓歐洲人解脫困境，拯救西方在道德和精神上的破產。這一頒獎是歐洲人表現自己獨特性的機會，奧巴馬讓他們那顆焦急不安的心平靜下來，美好的日子重新歸來，那可比世界和平和終止地區戰爭還要重要得多。
　　歐洲人以此行動表明他們是同美國站在一起的，價值觀和理念相同，今后仍然是最接近的盟友，只要美國能夠達到歐洲人公開標示的標準，歐洲人就仍然會以美國為領袖和旗手，謀求共同的利益。
　　在頒獎儀式上，奧巴馬大談戰爭理念，為美國發動的兩場戰爭辯護，侃侃而談，有意賣弄他的語言天才，在場的歐洲人臉色卻非常不好看，如坐針氈，特別是負責頒獎的挪威人，大概心里正在怪奧巴馬不識時務，非要在這樣的場合講戰爭。戰爭這個詞被奧巴馬重復得次數越多，越顯得偏離和平的主題以及給一個熱心于戰爭的總統頒發和平獎的怪異，反證歐洲人的選擇突兀，貽笑大方。果然，奧巴馬不僅把戰爭這個話題反復混在和平獎的頒發過程之中，而且回國后不久就大幅度增兵阿富汗，強迫北約的歐洲國家更多地出兵出力，又將美國的國防預算增加到史無前例的七千億美元，這些離和平獎頒獎儀式僅僅兩個月的一系列行動，完全表現不出對歐洲人和諾貝爾獎的尊重，對祈求美國人不要胡來的歐洲人是個不小的羞辱，美國人的所作所為摧毀了歐洲人特意宣揚的道德水準和高地，讓他們成為勢利小人和虛偽的典范。但是在美國能夠保護歐洲和有力應對世界上其他地區對西方不利活動的時候，歐洲人還是愿意享受這一保護和領導的，特別是在比新保守派要顯得開明的奧巴馬政權之下。歐洲既極力顯示與美國的不同，又擺脫不掉與美國的深度關系中左右搖擺，微妙和尷尬的合體過去和未來都在主宰歐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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