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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兩百年之大變局

變化無限之道

1824年，美國著名的政論家和散文家愛默森（Emerson）不知何故寫下了他評價中國的一段著名而又過于激昂的文字：“我們越是委屈自己去做觀察，越是覺得那個蠢國家的可憎。中華帝國恰如木乃伊一般，三四千年來絲毫不變地保持著世界上最丑陋的形態……即使可憐的非洲人也能說他們伐木引水，推動了其他地方的文明，但是中國，崇高得單調無趣！古老的白癡！在各國聚會的場合上她唯一能說的話必定是：‘我沏好了茶’。”
　　作為日后影響美國社會至今的早期思想家，愛默森如此爆炸性的言論確實反映了當時很多美國國民的情緒和對中國的負面看法。盛名留諸青史的愛默森此時也才21歲，主持一所學校，后來又通過在哈佛神學院的學習而成為牧師。年輕的愛默森就代表著年輕的美國，牧師的職責就是代替上帝基督布道，這兩種背景都與古老的中華帝國完全相反相斥，愛默森恣意咆哮的源頭也就十分清楚了。當時的美國人已經自主地確認他們完全有別于以往的傳統，包括老歐洲的傳統，更能代表上帝，而拯救世界上億萬不信基督的野蠻人，將其變為虔誠的教徒，又是像愛默森這樣的牧師們最崇高的人生目的。出于這一立場，愛默森對于中國這一非常異教徒化的文明是否有必要存在于世都可能深懷疑問。與所謂的“不自由，毋寧死”時髦口號相對的，就是不轉信基督教就面對被滅絕的結局，這一白人國家和個人踏遍世界各地都極力遵循的不二法則。非洲人相對輕易地被歐洲殖民者征服和轉而信仰基督，似乎還有被拯救的一線希望，而神秘的和特立獨行的中華社會最讓西方人士頭疼，遭到一概否定，否則上帝的意旨和基督獨尊的模式就有受到質疑和挑戰的威脅。基于這種敵對意識和自我肯定的信心，愛默森在他的滔滔雄論中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愛默森的判斷來源于他自己對歷史的解讀，雖然不甚了解以往的中國，但既然中國延續了那么多個世紀的體制即將在他生活的世紀或隨后的世紀中不可避免地被西方人的模式所取代和征服，也就不需要再費心思去考慮歷史上的漫長演進和自然更替的規律，中式社會看不到未來的希望，自然就該至此壽終正寢，今后的主宰者將是那些在上升時期內橫跨大洋、四處擇地定居的新政體和新型種族。本身富有遺產傳承的英國人尚且不愿完全拋棄歷史，對英國人來說，十九世紀值得分外緬懷和珍惜，但愿以往步履艱難的歷史能夠永遠定格在那一個意氣風發的時代。而對于立國僅有幾十年之久的美國人來說，歷史剛剛開始，一切皆有可能，而且一切都在按照他們的意愿和規劃進行，切切明證前程遠大，值得為之奮斗和不惜一切地獲取。他們已經沒有耐心回顧過去，專注于眼前的生存、發展和繁華，謀劃未來最有利于自己的世界格局，創造出新的歷史，由他們主宰的歷史，與之前決然不同、今后也不容置疑的歷史。
　　美國人這種高漲精神和蔑視常規的心態，非常適合于鼓勵當時的人們追求驚人奇跡，蓋世功勛，建造愛默森一類的思想家無比向往的新世界和烏托邦，將過去和異教永遠地拋在身后，在他們手中達至涵蓋一切的“歷史終結”。
　　當時的中國遭到愛默森的特意貶低，原因之一是它那與歐洲平行的模式，正在被歐洲和美國的興起所排比下去。以往的歐洲并不缺乏對中國和東方的向往，在他們混沌落后的黑暗時代內，中國的秩序、富足和先進社會管理機制一直是歐洲人自認難以比擬的，他們所處的疆域不過是歐亞大陸西邊的一個半島，絕非世界中心，因此存有某種潛伏的自卑感。即使在歐洲近代民族國家萌發和建立的時代，也不過類似于中國戰國時代的文明國家形成的階段，由封建的領主制進化到了民族國家和集權行政的起步過程，中國那些流傳久遠的文明特征，包括文官和科舉制度，仍然是供文盲遍地、武力征伐和暴力行政的西歐進行參考的重要坐標。但是在西方民族國家的雛形立住腳之后，暴力模式繼續得到充分發揮，海外開發掠奪順利，財富積累加快，整體實力增強，又設立了與擴張適用的新規制，行政效率提高，反過來開始產生對中國的固有模式和運作方式的不滿。西方國家必須要在與中國的貿易競爭中占到上風，依靠初期工業化的經濟和貿易財富去壓倒傳統的農業商業社會，如果競爭失敗，就可能反過來加大自己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風險。十九世紀中期之前西方特別是英國無力達到這一重要目的，產品貿易呈現負面，經濟總規模也離中國有相當差距，最后只有采取最簡單也是他們最擅長的辦法，通過海外戰爭以武力解決，打開市場，并植入和施行自己設立的國際關系和貿易方式。
　　因此，取代中國式的傳統架構，擴大本身模式在世界上的應用和被接受范圍，就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之后幾個世紀內的一項神圣使命。基于競爭的理由，十九世紀的歐美人士對平行的中國模式和其他非西方宗教式的模式，都感到十分的厭惡，視其為不文明的表現，甚至根本談不上是一種文明。在愛默森發出針對中國的大膽高論之時，英國人尚未發動卑劣的鴉片戰爭，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十分有限，政府與中國的清朝廷交往極少，在外交和基本態度上也談不上強硬。即便這樣，他在學習思考的過程中也會自然地對自己鐘愛的西方模式之外另類模式產生負面印象，聞中國事物而生厭，再加上中國的歷史實在過于長久，久到了年輕美國人無法想象的地步，自然要被視為面臨淘汰的對象。
　　由此可見教育的力量是如何強大，不僅儒家的傳統可以流傳久遠，剛剛立足的新興文化也通過教育體制和不懈努力將本國青少年成功洗腦，讓他們自然而然地提前形成忠于自己意識形態而鄙視其他所謂異類方式的思維習慣。
　　在這種流行心態之下，遠在美國的愛默森和他的很多同胞都對自己朝氣蓬勃的國家和基督新教充滿信心，隨之表現出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不屑一顧，歸之為僵化和無趣。這種美國人獨有的信心在隨后的一個半世紀中迅速膨脹，直到又一個新世紀開啟之時才略有收斂，稍微增加了一些評價中國歷程的客觀度，也讓人們有機會再次檢視人類判斷歷史長期趨勢的真實能力。當美國人終于開始意識到需要直面應對中國改革持續進展和邁向一個新的強國的可能性時，《時代周刊》1993年的一篇文章特意為愛默森的放言和孤陋寡聞加上姍姍來遲的補充修正，“中國還產生了詩詞、繪畫、絲綢、鼓風爐、水力梭機、火藥、火箭、羅盤、紙和活版印刷，更不用說其他對人類數不勝數的貢獻”。除了本身就神秘恒久的茶之外，中國遠在西方發達之前就對人類文明作出了長期性的各項重大貢獻，并不應由于西方近代，特別是十九世紀的強勢崛起和中國的一時頹敗，而被加以徹底否認。
　　以上這一容易被過往繁復史跡所淹沒的事例，從一個側面證明，人們觀察生活和社會的角度和深度都無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各樣的局限，特別是歷史階段上的局限，即使像愛默森這樣杰出的、受人崇拜的西方觀察家和思想家，他們作出的判斷依然無可逃避地帶有現實主義的色彩，雖然一時理念先進和銳氣可嘉，卻無意中留下可觀的漏洞和給后人以偏激的印象。美國人為尊者諱，愛默森貿然評論中國并不是他豐富著述的主體，青年期的獨特敏感度也可以理解，但這種從過去的心態和言辭措置到當代明顯更為客觀的表述，背后反映的卻是兩個國家之間實力和影響力的根本性轉變，也是中西兩種模式之間的長期相互比較和再平衡的結果。概而言之，諸多關于歷史進程的結論和發展預期都是在嚴格參照現實實力和格局的前提下才作出的，也就是說政治滲入學術，加上人的本性和利益關系所至，進而有選擇地、過于偏執地對眼前的事物作出主觀判斷，寧可過猶不及。
　　在愛默森發出激憤之言的近兩個世紀之后，中國的歷史演進和復興過程才稍現輪廓，被定義為二十一世紀的重要里程碑。這個歷史間隔段在現代人的眼中顯得分外漫長，難以忍受，但相對于歐洲的千年混沌和落后，仍算是世事重大變遷中的一個短暫的曲折。從不同的角度和所處位置出發，歷史觀察的覆蓋段不同，進而影響到人們對時事和短期現象的格外注意和過度解釋，并促成某些思想方面的無形禁錮。本來中國歷史的反復循環就給人以重復之感，養成不以一時之勢定論的習慣，即通常所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象，司空見慣。但是人們迫于近現代局勢的超強壓力和緊迫性，三十年的短期也長過世紀，因此普遍傾向于遵循見效快的宗旨，最簡便的就是模仿西方，抓住那種已被證明有效的模式，進行仿效和全力追隨。
　　西方人和美國人，充分享受了近現代大勢的成果和既得利益，滿意自己的環境和實力地位，更加難以克制的自傲和短視，將自己的模式推向神化和唯一的高臺，利用各種方法維護它的地位和不可挑戰性，漠視長期歷史中必然隱含的未來發生變化和扭轉的可能性。西方人在兩個世紀內形成了獨特的唯我獨尊的意識形態及解釋方式，反過來又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在機會主義的動力下將現成的模式神化和宗教化，即使處在積極發展趕超的過程中也自卑不已，最后喪失獨立思考和挑戰的能力，墨守西方人的思維范式，更無須談擺脫和超出。
　　類似愛默森這一類的偏頗觀點和之后出現的似乎公允的再評價，不僅是在認知上的平衡修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各個國家和文明所占據的歷史地位的持續轉化，此消彼長，上落不停，永無止息。如果著眼于評價現實社會，許多當代人作出的假設和理論尚屬言之有理，在具體實施中也行得通，對某一特殊模式的沉迷都無可非議，但是將其推之于長期歷史的廣泛性定論，仍然有可能最終經不住時間的考驗，就好比智者愛默森的中國評語那般的可笑和淺薄。能夠進行廣度觀察和超越年代的局限，去歸納和點明一些不易覺察和掌握的規律，已然就是哲學家了。即如中國的老子，所述十分超然和廣義，因為人們獲得的經驗和得出的結論都需要被反復驗證，才能習以為常，而不是輕易下結論和評價正負因果，特別是需要經歷幾個反復的循環過程，才可以避免高峰期和低谷期之間常見的扭曲現象和擯除特殊誘導因素。西周以降至戰國，時間間距已然足夠長，之前文化和王朝發展的歷史也相當之長，又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動和分化，屬于“禮崩樂壞”的大變革時期，興衰過程反復重演，給人以初步的實證機會，為當時的思想家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參考物和政治興衰實例，給他們機會發揮各自的智慧，總結人類歷史進程和構建新的體系，包括思想體系，直到后來形成諸多思想學派，百家齊鳴。
　　但是老子仍然發現這一任務甚為艱巨和困難，自然規律的存在顯然超出人類的理解和掌控能力，惟有將其歸納為“道”，超過所有能夠總結出來的規律，“道法自然”，施諸于社會，則“無為而治”。自然的循環規律恰好也證實人類社會和政治層面的相似軌跡，因此有助于人們客觀地考察自然以及社會的各種現象并預期未來。
　　雖然老子從“道”自然引申而出的“無為而治”政治理念可以用于治理國家，但真正具有長遠意義的則是歷史觀察方法，由于難以避免由短期矛盾現象而帶來的困難，因此，一是大略地歸于“道法”；二是逃避，至后世演變為道教的產生。如果他再去研究自己熟知的中國之外的西方各類社會，比如，涉足和討論大約同時期內在歐洲稱霸的希臘羅馬文明及其思想經歷，則會更為感到茫然。
　　無論如何，老子的“道”論中已經包含了歷史循環的意義，并且在中國漫長歷史上得到證實，被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實用智慧，中國日后的封建帝國更替，印證了這一反復循環的路徑，而民間文化中的財富和地位巨變更加佐證它的普遍性。唯一被忽略的是反復循環過程中螺旋式上升的趨勢，不斷將社會和人類推進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階段。真實的中國遠非愛默森所說的數千年不變，其中生產技術、財富創造方式和社會管治方面的變更提升十分明顯，使中國能夠在千年以上的時間里維持世界領先地位。即使在往復循環的歷史中，人們仍然能夠通過不斷打破過去的限制而取得突破，之后進入一個新的發展路徑。到了宋朝，中國的富裕程度和商業活力，舉世無匹，成為中國經濟繁榮的一個突出歷史標志。這一高地，被馬克?埃爾文歸納為“高水平均衡陷阱”，居于當時和之后多個世紀內世界上少有的成熟發展高度。如此一個運作相當完善的模式，自然也就相應地遇到一時難于再次打破的瓶頸。正當中國社會正在面對這一循環中的局限和“陷阱”，并積聚潛力爬出之時，那些通過其他途徑驟然崛起的西方強國貿然來臨，給十九世紀的中國帶來巨大的外來沖擊，之后被迫轉型。
　　西方人評價中國現狀及以往歷史，基本上集中在西方近代興起之時及以后，特別是十九世紀之后，這就使他們所作出的觀察思考均帶上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完全無視中國之前的成就和經驗，因西方的后起先進而采取俯視和否認的態度；二是忽視中國歷史上已經習以為常的興衰轉換的觀念，在自己勃然興起之后即忽視再次發生逆轉的可能，中國的復興和西方走向平庸都不在考慮范圍之內，只限于研究設計西方社會自身的改善和修補，將自己摸索解決當前問題的舉措，樹立為在中國一類的欠發達國家中行事的鐵律和宗旨。第二個特點的影響最為廣泛，直至今日，雖然明顯偏頗，但仍然有效地阻礙了西方人進行更為深刻的、實質性的反思，從而使他們的歷史和趨勢研究都更加表面化和單向性。
　　能夠摘取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道”和長期往復觀點的西方人甚少，但卻不乏利用歷史的階段性進行單方面分析和解釋的人，目的不外乎確證西方模式的永久性和世界唯一標準的必然性。哲學大師黑格爾充分汲取西方文明上升階段噴涌而出的學識、探索和思辨，總結出深奧的“歷史哲學”，闡述否定之否定，描述歷史演進中的普遍原則在階段性揚棄中的螺旋式進展，每個階段均不可少，但最后都歸之于德國（普魯士）特征的“絕對精神”，以證實新興國家存在的現實合理性以及它們所表現的最佳狀態和完美性，也就是人類思維精神能夠達到的最高極限。雖然當時是十九世紀，但這一新的歷史哲學和宏觀概括可以說就是一種早期的“歷史終結”論，黑格爾首次通過西方為主體的歷史哲學來分析把握歷史的本質，構造一個全面的體系，在他之后的西方許多著述不外乎是繼續書寫版本更新的“歷史終結”論。
　　由于馬克思創建了另一種“歷史終結”構想，在黑格爾的分段式歷史哲學之上的封建主義、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歷史進程，豎起一個對立面，那些西方著述就更加需要以自己的終極目的取代對方的目的，極力論證現實社會中已經達到的一些階段性特征就是達致人類理想終點的標志，只需加以固化和延伸，而不是探索追求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希望借此定論，排除掉非“主流”方式（如馬克思主義，集體化大同）在未來獲得成功的可能性。
　　黑格爾歷史哲學架構中的合理性，在于包含了進步的階段性和辯證思維的本質，即存在繼續升華和再次聚合“絕對精神”的機會，達至某一特定目的和境界。如何界定這一目的，則因人而異，但必然應該汲取了之前的優點，使之更為完美，所以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在本質上屬于對未來的一種樂觀態度，清楚地反映出當時西方近代史上升時期內的一般人和思想家充滿憧憬期望的高昂情緒。在兩次世界大戰讓歐洲人對人類的文明性徹底失望之前，這一主流的前景預期是合理的，是遭遇初次挫折之前的亢奮表現。“絕對精神”的架構除了被人為設定的最終階段部分外，與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歷史觀有一些共同之處，如果輔之以老子的“道”以及自然無限往復的內在永恒規律，將能夠更為合理地綜合與解釋復雜的歷史過程，以及未來出現的結構與性質的持續變化，在擺脫中國近代前的“高均衡陷阱”以及其他現代高級發展階段的新癥結之后，進入到又一更高境界。
　　黑格爾之后，歷史哲學已經建立，即使是學術大師也很難再推出全新的宏觀結構去考察和歸納歷史的長期趨勢，譬如布倫代爾研究的長期經濟發展現象，和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均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學術嘗試，但比起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體系和老子的“道”統則顯得短期性更強。英國的瓊斯教授以考察歐亞長期歷史出名，遠至歐洲中古，跨越千年，進行過少有的雙方之間的廣泛對比，但研究的最終目的和成果是論證“歐洲奇跡”以及西方崛起的必然性，在論述當代和二十一世紀中西關系和走向時，依靠的還是“美國例外論”和中國跟隨模仿的通用思考范式，特別集中在中國基本上不符合美歐新制度經濟學設定規范而引發的種種弊端之上。其他很多討論所謂“大趨勢”的著述所論及的也是在美國例外、歐洲領先這一固定格局下的一些技術性議題，不外乎一二十年內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越接近二十世紀末，論述的覆蓋期限也越短，因為論者確實不好作出切實的判斷，很難斷定將會有何種新事物出現或發生巨大事變，即使借助超高速計算機也無法算出，判斷出錯或者預期遲滯的事例并不少見，因此只有把那些大趨勢的覆蓋時間縮短。另外一種手段就是多在技術層面發出預測和估算，更為有把握和相對準確度，譬如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多久會倍增，或者股市上落、經濟增長率、人口增長、氣候變化等，特別是對計算機和互聯網在未來社會的作用，出現過一些提前預期，在二十一世紀初似乎已經應驗。
　　學術界面臨著如何看待今后的趨勢和走向的壓力，作出長期分析和未來判斷具有特別的困難度，如果沒有足夠的信心和準備，那么最佳的選擇和最簡單的作法就是依照現成的成功模式，稍微加上一些最新數據和推演，就可以成文。這樣的研究自然欠缺長期性和前瞻性，基本上滿足于固守已有的觀念，僅將新的現象和數據加入而隨時修改。即如近期特別受到關注的氣候變化問題，到底是地球暖化抑或是即將進入新冰河期，仍然在爭論之中，每年的重點和輿論走向都不一樣，前景判斷依然含糊，甚至要依靠政治力量和媒體鼓動而導偏到某一方向。這說明人類對社會和世界的理解和認識仍然十分有限，習慣于被眼前的現狀所局限，也相應地減低了對人類社會制度思想等深刻變化的興趣和預期能力。
　　思維模式的固化十分有效，趨向求簡，而不再尋求遠視或逆向思維。譬如，關于壓倒一切的“美國世紀”，確實很現實，令人無奈，又談何更替。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紀其實只有一半可以稱得上是“美國世紀”，始于美國人至今贊嘆不已的“最偉大的一代”，在蘇聯的進逼下還帶不少勉強。二十一世紀初仍被人們稱之為“美國世紀”，只是更加勉強，金融危機作怪，內囊盡露，依靠全球化才避免大衰退再現，后半個世紀的進展十分難以預料。那么到了二十二世紀，還是“美國世紀”？習慣于這個“美國世紀”概念和框架的人和國家就再也推想不出別的或新的格局？按照美國經濟虛實相混、負債累累的可疑現狀，美國到那時能否仍然是真正的世界大國之一都還是個問題，出現蘇聯式嚴重縮減或者美國式的重大內部切分也并非毫無可能。那么下個世紀內西方以至世界的理論基礎和文化內涵還都是以美國為標簽、為依據？從西方的立場觀點出發，他們寧愿相信這樣一個或數個未來世紀，但“美國世紀”的理想境界能夠維持多久，在趨勢上并不令其樂觀，完全據此推出的預測和展望都含有相當的不確定性，表現出的只能是論者的墨守成規傾向而已。
　　美國的衰落在數次成為時髦的話題之后已經不再新穎，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也是例證之一，但由于之前美國確實渡過了一些難關，以致反而不再成為令人感興趣的新話題，論者出言變得謹慎，不如保守一點，相信美國恢復之后將再次引領世界。相反，每次美國露出衰相時，都隨之出現眾多為美國辯護的專家和著述，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們必須這樣做，如果任由美國淪陷或衰落，或者僅僅作出類似預測，都將是災難的開始，那些至今為人們所熟悉的大部分社會體系和生活方式可能都要遭受改變，特別是將美國作為人類進步最終階段代表的良好期望可能就要落空，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想象和不能接受的。出于他們對西方文明的依賴和絕對信心，自然要利用各種理論和實例來維護美國這一方的形象和感召力，以保證他們對中西方對比提供的最終答案仍然有效，模式仍然無可質疑。
　　這種既有利益背景又有意識形態導向的思維流，最后引發出明確的“歷史終結論”，決定性的前提條件是美國成功結束冷戰和擊敗地區強權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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