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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關系難解之結

在中國與歐洲的多層次關系中，主體是經貿關系。中國與歐洲地理距離遙遠，歐洲人必然要集中處理與他們更近的與俄羅斯的關系問題，否則東部難題仍在，輕易危及自身，中國則顯得偏遠，沒有領土擔憂和直接互動的必要。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中歐雙方迥然不同，偶爾的政治性投機舉動既敵不過頑強的意識形態，又無法構成盟友關系的基礎，軍事上則基本隔絕，雖然中國軍方非常羨慕歐洲享有的武器裝備和精密制造工藝，但雙方極少有共通之處，即使歐盟決定放棄過時的武器禁運政策，依然內外壓力重重，難以實現向中方大量無限制地出口先進武器。只有在貿易和產業投資領域，雙方均感興趣和十分注重，自由度最高，共通有無，即使發生糾紛也能夠得到控制，在非盟友的前提下應該說是關系融洽的。中歐雙方共同獲利和分享增長，歐洲的技術和設備向中國輸出，歐洲得到大量的進口產品，而且開始獲得中國的反投資，形成雙方互相投資的局面，改變了中國早期大力吸引投資的狀況。
　　從歐共體與中國正式建立關系起至今，歐盟已經變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超過日本和美國，歐盟向中國派出大使，與歐盟各國駐華使節共同存在，說明有意作為一個整體經濟與中國打交道，超出個別歐洲國家的對華關系。中歐雙邊的貿易關系一貫比較穩定和甚至有些平淡，2008年歐洲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反過來中國也是歐盟出口的第二大客戶，中歐雙方各自的制造產品分別占據低高端，形成互補。2008年據統計歐盟就已經在對華貿易中出現了一千七百億歐元的逆差。
　　這一逆差問題與美國類似，但又有不同之處，美國從中國大量進口消費產品，卻吝于向中國出口先進技術和設備，而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卻一向采取批準出口但將自己的產品賣出高價的方式，因此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進出口交易都是按照雙方的實際需要和供求關系進行，政治上的考慮和嚴格技術限制退居次位。如此一來，解決歐洲對華貿易逆差就成為更加棘手的問題，無法像對美國貿易赤字那樣，只要美國同意放寬對華出口限制，開始大量出口高端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就可能達到貿易平衡，至少可以大幅縮小美國所謂的逆差。歐洲國家既需要從中國進口很多消費類產品，對華出口也能滿足中國對其高端技術和設備的需求，雙邊貿易中能夠十分顯著地增加歐洲出口的余地并不大，因此改變對華貿易逆差的前景并不樂觀。關鍵在于，在全球化的前提下，除非歐洲國家考慮回到完全自己生產普通消費產品的方式，才有可能避免大量進口來自中國的類似產品。但是歐洲正在熱衷于推廣低碳經濟和打破減排困局，沒有可能再把海外工廠搬回本國重新裝設，那些外包業務和海外投資本來就是本國企業降低生產成本的有效手段，既避免支付高薪和高福利，又將大量耗費能源和造成污染的生產過程轉遷到發展中國家，一舉多得。現在如果重新實施本地生產，雖然能夠短期內增加本地就業和減少進口，但國民經濟的整體成本必然大幅上升。歐洲各國的政黨即使十分關注就業和貿易赤字，也無可避免地要考慮從事本地生產帶來的更多令人感到頭痛之事。
　　回遷和大幅增加出口都不現實，剩下的就是從中國方面想辦法，盡量減少中國的對歐出口。政客和媒體一般只看到短期利益，很容易著眼于減少來自中國的進口，就事論事，施加壓力，通過一些法律規定，以圖更多地以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護措施減少中國產品的流入，多少減少一些就算作他們的政績。這也是最近幾年歐洲與中國的貿易糾紛持續增多的根本原因，背后還包括中國利用貿易順差，得以接連超過歐洲核心國家，這一快捷的勢頭令歐洲人擔憂。
　　由于歐盟機構中常見的延誤和不協調，中國實際上還是與歐洲核心國家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雙邊貿易關系更為緊密和持久。
　　德國一向是中國進口高質量產品和工業設備的首選之處，是一個穩定的供貨商，在歐盟對華貿易中占據了三分之一的份額，同時也是英國之后的最大對華投資者，包括大眾汽車這樣的長期投資者和中國汽車市場的領先者。德國的政治立場比較中立，即使成為歐盟領先核心國，也很少按照政治意識形態取向行事，能夠滿足中國技術進口和更新的需求，特別是在中美關系矛盾激化時，德國經常成為受益者和向中國出口類似技術設備的國家。只是到了默克爾執政初期，德國的取向才有顯著的變化，跟隨美國，疏遠中國，但隨后又在中國進行相應反擊的形勢下回到原軌，恢復正常的商業貿易狀態。德國以后在貿易保護方面可能會向其他成員國讓步，以求一致，同意對中國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但中德之間的貿易關系基本正常和順利，中期內中國對德國技術和設備還存在著較大的依賴性。
　　法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系進展比較曲折，具有兩個鮮明特點。法國曾經因為向臺灣出售大批武器而受到懲罰，在華投資和業務大受影響，被排除在商業競爭和投標的名單之外，外交關系低谷導致法國在貿易領域內利益受損。法國隨后改變策略，不再觸及中國的臺灣問題，完全以大陸為主要市場，從而獲得很多投資項目，包括大亞灣核電站和雪鐵龍標致等汽車項目。另外法國也是中美關系低落的直接受益者，借機大力推出空中客車飛機，與波音分享大陸航空市場，卓有成效。法國今后在核電站、連鎖商場和環保企業方面仍然在中國市場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英國在歐盟對華貿易和投資中都占據主要地位，是歐盟中最大的對華投資國, 但英國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同中國爭拗棘手的香港回歸問題，陷入歧途，雙方政治立場的對立導致貿易關系的復雜化，氣氛十分不融洽，甚至香港英資公司遷出香港另尋注冊地也成為敏感的大問題。英國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堅定執行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政策，利用政治議題與中方糾纏，力爭為英帝國的撤離留下將來可以操控的政治勢力。這一特殊經歷甚至影響了他日后在歐盟任職高層時的對華態度。但是中英關系中香港這一負面因素在布萊爾工黨政府上臺和香港回歸順利完成后悄然逝去，早已不再是一個主要問題，放下殖民時代的包袱之后，雙方討論貿易問題時完全是從對等國家的關系出發，英國更多地關注中國大陸的市場和所受到的待遇，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規定享有的準入待遇，也試圖更多地仰仗歐盟的集體力量和統一談判立場，意識到繼續單靠英國的力量與中方對立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這些歐洲核心國家與中國的商貿往來已經逐漸被歐盟的集體立場和統一規定所覆蓋，即使它們都同中國保持著正常的貿易關系，那些歐盟制定和通過的條款依然會影響到它們的對華關系和迫使他們采取一致行動。歐盟與中國在貿易領域存在著兩個主要的帶普遍性的問題，一是傾銷和反傾銷，二是歐盟實施的高標準技術壁壘。歐盟曾經對進口的中國產品，如電視機，實施高額反傾銷稅，以致中國產品被迫退出歐洲市場。這一手段使用頻繁，效果顯著，在中國出口增多和歐洲產業界出現一些抱怨情緒時，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只要基本符合傾銷定義，就不會被裁定為貿易保護主義行動。在技術壁壘方面，歐洲國家自然走在世界的前端，對進口產品制定極其細密的標準要求，如在尾氣排放標準上，出口到歐洲的汽車都要跟上歐洲的規定，從歐三到歐四，必須自行淘汰以前的型號，如果歐洲的規定發生變動，即要盡快進行耗資巨大的更新和改裝。歐盟又推行產品化學含量的統一標準(REACH)，其中鑒定、化驗、認證的過程漫長，費用高昂，結果必然是加大總的費用支出，令一些難以承受重負的中國產品被淘汰出局，放棄向歐洲市場出口。這類技術型貿易壁壘明確針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受到歐盟立法的保護，實施手法隱蔽，很難被視為簡單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而且歐洲企業自己也受到這些嚴格標準和規定的管制，中國出口企業也無話可說，只有選擇加大技術投入或是干脆放棄歐洲市場。對歐洲人來說，通過貿易保護和技術堡壘降低中國產品進口的沖擊是保護本地產業和經濟的一個較好方式，針對性強，既不必完全由自己生產各種消費產品，又能夠有選擇性地敲打某些進口過多的產品類別，完全以自己的利益為準則去操作，雖然總體對華貿易逆差不會消失或轉為順差，但容易達到控制和調節進口、滿足本地企業要求的目的。
　　這也就是歐盟官員在宣布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傾銷稅時仍然不忘強調中歐雙方貿易關系正常的原因，繼續享受進口產品，同時降低逆差，都要由他們主導和按照自己的意愿隨時調整。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歐洲人將更加趨向于在享用中國世界工廠產品的同時降低中國通過貿易得來的收入和限制中國在歐洲投資等經濟活動，更多地將中國作為一個存在著正常經濟關系和貿易關系的國家，而不只是一個真正結盟的國家，與中國一向寄予希望的特殊戰略合作關系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歐洲人的這一傾向之前已經頗有兆頭，即在生意簽約時浮現一時的好感和一些贊譽，但隨后態度驟轉，隨時隨地出現不利于中國的言論和措施，民意和媒體氣氛轉為惡劣，直到下一次再簽約之時。只有經濟利益，而沒有共同利益，特別是在歐盟逐漸定型和投入世界地位的爭奪時，中國的穩定增長更多地是一種對歐洲勢力定位的威脅，還有就是一個獲得更多經濟利益的來源地，如大筆訂單或進入中國市場的許可。中歐雙方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隔離依然存在，而經濟利益目前尚且是個緩沖器，而在必須爭奪和競爭時能否依然加以忍受，就不可知了。在中國企業出口的產品尚未威脅到歐洲國家高端產品領域時，歐洲尚且能夠忍受來自中國的一般消費品進口；一旦中國制造產業成功升級后順利進入那些利潤豐厚的高端領域并加劇競爭，歐洲國家出口受阻，面臨全面進口，歐洲人將無法繼續忍受下去。那時將是中歐潛伏的矛盾激烈爆發的時刻，將之前營造的友好氣氛和正常買賣關系破壞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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