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本屆或者下屆政府在經濟結構轉變方面會做出哪些有突破性的事情？
答：經濟結構轉變最大的決策還是在于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這個是關鍵。如果政府準備在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上加以調整，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來拉動經濟增長，現在正是一個好機會。
做出這樣的調整，當然比較困難。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方案，我知道發改委收入分配司兩三年前就搞出來了，這個方案我看了，搞得很好，但是拿出來討論，這切一塊，那補一塊，切哪一塊也有人不贊成。
如果我們在收入分配結構上不做出很大的調整，就難以把消費率提上去，我相信在這方面，中央會有大的政策。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這塊會有大的政策。另外在第三產業發展上，盡管行動比較慢，但是稅制已經開始改了，可以看到效果。在自主創新方面現在也看到了效果，財政對教育的投資正在逐步的增加。
問：中央對未來十年政府改革有什么新的思路？
答：現在大政府小市場還是小政府大市場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的比較多。我認為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在經濟困難的時候，正是看得見的手能夠發揮更大作用的時候。相對于歐洲來看，我們要幸運得多，歐洲由于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和財政政策，現在出了問題也沒有辦法。我們則通過政府發揮作用，很快解決了問題。
但是從改革的方向上來講，還是要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十二五”的改革提出了頂層設計，我認為頂層設計就是要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特別是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領域。比如說民間資金在金融的進入還有很多的門檻。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我覺得還是要按照市場取向這樣的原則來做。
問：現在財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中央，請問如何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
答：這幾年我們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和城鄉居民增長速度，我認為是不正常的。在國民經濟大蛋糕里，應當是朝老百姓這塊多切一點，讓老百姓口袋錢多一點，這樣才能增強他們的消費支付能力。
但是由于我們1994年開始改革稅制機制的時候，當時財政收入占GDP比例很低，在10%以下，特別是中央財力比較小，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當時設計了一種體制，中央和地方按照三七的比例分成增值稅。沒想到這些年增值稅增長速度這么快，按照原來的分成比例，中央財政收入就比較多了。
應當看到這是十幾年以前我們設計的財政體制，當時沒有想到發展情況有這么好。稅收體制是國家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它的改革必須很慎重，怎么樣調整國家、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比例需要深入的研究。我個人覺得應該適當地降低國家收入的比重和企業收入的比重。
另外，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還應該改變在初次分配比例中當前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再分配中政府和企業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
問：華爾街日報說，地方融資平臺問題可能制約我國經濟進一步的發展，您怎么看？
答：地方融資平臺問題是最近這一兩年才突然膨脹起來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結果，地方財政擔保的資金大概是十萬億元，里面銀行貸款占三分之一。這些資金應該說是這幾年我們應對危機采取超常的措施，用四萬億的投資計劃帶來的。地方融資平臺這幾年的發展也不能全看成是壞事。應該說地方融資平臺搞的這些項目，絕大部分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好項目。比如說城市里面搞地鐵，搞飲水工程，搞供氣，搞垃圾處理、污水處理，搞學校醫院等等，這些都是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但是這次政府融資平臺投資的項目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項目，留下了一批優良的資產。過上幾年之后，財力增長了，這些債務的本金償還就不成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