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強調,要“牢牢把握轉變發展方式這條主線”。他說,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對轉變發展方式講得非常明確,但是由于今年通貨膨脹的壓力比較大,實際上在宏觀調控中,把抑制通脹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現在到了年底,通貨膨脹的壓力下降了,明年還會進一步下降,所以要及時把宏觀政策的重點放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夠既抑制通脹,同時又能夠保持近期和長遠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轉變發展方式首先就是要調整需求結構,要從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提高居民消費率。去年中國有一個宏觀經濟指標是極不正常的,就是投資率達到了48.6%,創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這就意味著中國生產的全部社會產品,有將近一半被拿來擴大再生產。同時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的最低點34%,其中政府消費14%。于是去年第一次出現了居民的最終消費率低于投資率的情況。
投資率過高必然會帶來生產能力的過剩和出口的增長,使國際貿易摩擦增加。投資率過高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結構里最扭曲的關系。所以要提高消費率,關鍵是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別是農民的收入。而增加農民的收入則要靠現代化的農業,把一部分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其次是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鄭新立說,自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創新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之后,各級政府和企業都加大了研發的投入。這幾年中國科研投入不斷加大,科技成果已經開始涌現,形勢很好。
但國有企業創新能力有待提高。現在中國專利申請量68%來自民營企業,有企業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個行業技術的最前沿,所以只有把國有企業創新的機制建立起來,自主創新方針才可以落到實處。
再次,轉變發展方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現在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43%,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所有從業人員的比例只有34%,比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十來個百分點,跟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更是沒有辦法比。印度的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
中國服務業比重長期上不去,癥結所在是收稅體制不合理。中國的收稅,工業實行增值稅,服務業實行營業稅,營業稅的稅負比增值稅的稅負平均重三分之一。稅收政策跟服務業發展的宗旨是相背離的。
最后,金融體制也要改革。長期以來,小企業都得不到貸款支持。國務院前年發文,允許社會資金發起設立個人所有制小型金融機構,包括貸款公司、村鎮銀行和資金互助社。這個政策出臺一年多了,文件實施細則還沒有下來。審批部門還是按之前的文件,民間資金發起設立小型金融機構,必須有銀行法人控股20%,這樣,村鎮銀行根本搞不起來。
中國的金融業很落后,現在要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健全地方的監管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公司和貸款擔保公司,發展銀行中長期貸款的證券化,改革外匯使用管理體制等等,配套地推進金融體制的改革,使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
鄭新立說,中國經濟已經快速增長了30年,未來還可以保持多久,國內外有很多議論。“我覺得再快速增長20年是沒有問題的。”一個是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0%,按照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城市化率要達到70%左右才能穩定。未來20年如果一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一年進城就有1300萬人。進城一個人拉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收入是10萬元,1000萬人就是一萬多億元。
他說,還有一個根據是去年中國人均GDP為42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人均GDP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線,中國還要快速增長1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半才能達到12000美元。也就是說,到2025年中國才能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到那個時候,中國的快速增長期也還沒有結束,根據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才會降下來。中國從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還有五年的時間。如果在此之前中國的增長速度就放緩了,那只能說明中國的政策出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