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強調，要“牢牢把握轉變發展方式這條主線”。他說，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對轉變發展方式講得非常明確，但是由于今年通貨膨脹的壓力比較大，實際上在宏觀調控中，把抑制通脹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現在到了年底，通貨膨脹的壓力下降了，明年還會進一步下降，所以要及時把宏觀政策的重點放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夠既抑制通脹，同時又能夠保持近期和長遠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轉變發展方式首先就是要調整需求結構，要從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提高居民消費率。去年中國有一個宏觀經濟指標是極不正常的，就是投資率達到了48.6%，創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這就意味著中國生產的全部社會產品，有將近一半被拿來擴大再生產。同時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的最低點34%，其中政府消費14%。于是去年第一次出現了居民的最終消費率低于投資率的情況。
投資率過高必然會帶來生產能力的過剩和出口的增長，使國際貿易摩擦增加。投資率過高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結構里最扭曲的關系。所以要提高消費率，關鍵是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別是農民的收入。而增加農民的收入則要靠現代化的農業，把一部分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其次是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鄭新立說，自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創新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之后，各級政府和企業都加大了研發的投入。這幾年中國科研投入不斷加大，科技成果已經開始涌現，形勢很好。
但國有企業創新能力有待提高。現在中國專利申請量68%來自民營企業，有企業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個行業技術的最前沿，所以只有把國有企業創新的機制建立起來，自主創新方針才可以落到實處。
再次，轉變發展方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現在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43%，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所有從業人員的比例只有34%，比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十來個百分點，跟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更是沒有辦法比。印度的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
中國服務業比重長期上不去，癥結所在是收稅體制不合理。中國的收稅，工業實行增值稅，服務業實行營業稅，營業稅的稅負比增值稅的稅負平均重三分之一。稅收政策跟服務業發展的宗旨是相背離的。
最后，金融體制也要改革。長期以來，小企業都得不到貸款支持。國務院前年發文，允許社會資金發起設立個人所有制小型金融機構，包括貸款公司、村鎮銀行和資金互助社。這個政策出臺一年多了，文件實施細則還沒有下來。審批部門還是按之前的文件，民間資金發起設立小型金融機構，必須有銀行法人控股20%，這樣，村鎮銀行根本搞不起來。
中國的金融業很落后，現在要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健全地方的監管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公司和貸款擔保公司，發展銀行中長期貸款的證券化，改革外匯使用管理體制等等，配套地推進金融體制的改革，使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
鄭新立說，中國經濟已經快速增長了30年，未來還可以保持多久，國內外有很多議論。“我覺得再快速增長20年是沒有問題的。”一個是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0%，按照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城市化率要達到70%左右才能穩定。未來20年如果一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一年進城就有1300萬人。進城一個人拉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收入是10萬元，1000萬人就是一萬多億元。
他說，還有一個根據是去年中國人均GDP為42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人均GDP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線，中國還要快速增長1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半才能達到12000美元。也就是說，到2025年中國才能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到那個時候，中國的快速增長期也還沒有結束，根據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才會降下來。中國從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還有五年的時間。如果在此之前中國的增長速度就放緩了，那只能說明中國的政策出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