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一直提到要政府財政公開化，加強人民的監督，現在我們國家面臨一個問題，即便公開了，也存在不敢說話不敢監督的問題，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小魯：問題很多，但是我們不能說，這種情況這些年確實進步不大。各位可能都沒經歷過改革以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段時期。那個時期老百姓不敢說話和現在的不敢說話比起來，我覺得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你在網上看看罵什么的都有，包括我今天在這兒講這個收入分配，如果早30年，我敢這么講嗎？應該說，這個社會還是在進步的。財政公開、公眾監督當然也不是一下子能夠完成的，如果朝這個方向努力，我認為還是有可能形成這種機制的。
問：您提到我們需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而現在社會上比較強勢的群體是既得利益者，灰色收入比較高的人，他們是處于高層并有能力進行改革的人。但是一旦改革，他們的收入就會變低，所以他們推進改革的激勵不夠。而強烈需要改革的是弱勢群體，靠他們來推動這個改革，又顯得力量不夠。請問，改革的力量究竟源自哪里？
王小魯：我說一點對經濟改革的親身感受。經濟改革我是從一開始就親身經歷的，對這個過程基本上是了解的。在剛剛開始提出改革的時候，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并沒有得到政府內部和黨內的共識。很多方面阻力非常大，比如說農村改革，過去農村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但是集體經濟又長期發展不起來，大量的農村人口處于貧困狀態，怎么解決這些問題？有些地方搞包產到戶，把土地分給農民，簽一個承包合同。當時黨內和政府內部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是不能允許的。當時安徽省搞包產到戶，很多地方，包括有些省委書記，甚至當時中央領導農村工作的負責人說應該把允許搞包產到戶的安徽的那個地委書記抓起來。好在有一些人支持，比如說安徽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他支持，中央有一些人也支持，這些情況反映到陳云、鄧小平那兒，他們也表示支持。經歷過很多爭論，最后形成了一個不算共識的共識，在小部分地區先搞起來，取得了成功，當地的農民收入很快就提高了，這就起了一個示范效應，很多地方馬上就學，然后很快，兩三年間在全國推開。這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其實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也有這么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中間有沒有阻力？有，非常大。是不是說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反對？不見得。很多人，包括一些基層政府官員，我接觸到的，或者是我間接聽到的，他們也在要求改革，也在支持改革，也希望盡早改革，他們看到現在這種狀況對中國未來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認為很多地方雖然就像當時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那種情況，非常困難，但是不見得推不開。關鍵你要下這個決心。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除了要看黨內、政府內有沒有人支持，還要看全社會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把這個力量算進來的話，我認為支持改革的力量是占壓倒優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