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經濟問題本不該政治化，但國際經濟關系從來都不局限于經濟視角。多少年來，為保住在全球金融與產業分工領域的頂層地位，持續低成本獲取超額利潤，美國經常交替運用金融與貿易手段來打壓主要競爭對手。如今，充當主要掠奪工具的金融業因受危機沖擊而獲益能力相對衰退時，白宮緊咬人民幣匯率不放，實乃多年來競爭策略的自然延伸。
　　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能拿捏邁克爾·波特“五力框架”競爭策略的，大概非美國莫屬了。
　　從上任之初的對華友好到如今的頻頻發難，奧巴馬政府的諸多行動令樂觀看待中美關系的有關人士實在有點摸不著頭腦。盡管《時代》周刊也認為，中國和美國是不可或缺的軸心，但領悟《國家競爭優勢》核心思想的人都應該知道，占據主導地位的現實力量是不會輕易接受新競爭者與自己平起平坐的。按照美國的邏輯，奧巴馬政府上任以來已給予了中國足夠的尊重，但沒有得到充分回應。因此，美國對華經濟強硬是基本政策回歸，而非出爾反爾。
　　其實，國際經濟關系從來都不局限于經濟視角。盡管經濟問題本不該政治化，但在戰略高手眼里，這個可以政治化。30年來，為保住在全球金融與產業分工領域的頂層地位，繼續低成本獲取超額利潤，美國經常交替運用金融與貿易手段來打壓主要競爭對手的現實挑戰。誰都知道，日本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層級要遠遠高于中國，但當日本在實體產業領域的發展威脅到美國現有地位時，美國毫不憂慮地舉起了金融鍘刀。精明但不高明的日本財經大佬們做夢也沒想到，作為大哥的美國竟然會對自己下如此狠手。于是1985年的一紙“廣場協議”就奪去了日本的匯率主導權，表面強大的日本金融業幾乎遭到毀滅性打擊，直到今天仍未能恢復元氣。而從戰略競爭的角度來看，經過這場打壓，日本基本失去了挑戰美國全球經濟霸主的現實可能性。
　　25年后，美國把全球主要經濟競爭對手換成了中國。因為在其看來，無論經濟規模、貿易地位、金融力量，還是全球影響力，中國今天已經具備了成為美國競爭對手的基本要素。尤其經過這場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頭號金融強國的帽子盡管勉強保住，但內傷嚴重。心有余悸的美國人如今越發感謝伯南克。若不是他掌門的美聯儲及時干預，美國經濟恐怕會更糟。也不能不提到小布什，在2008年底的那段風雨飄搖的日子里，是他頂住了歐亞經濟強權的壓力，成功避免了美元的雪崩。當然，渡過這場危機的華爾街金融大鱷們是不會改變掠奪世界本性的，于是希臘等中小經濟體不幸成為刀下魚肉。不過，即便是被視為金融危機大贏家的高盛，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昔日呼風喚雨地位也在不可避免地下降。不錯，高盛去年的凈利潤達到了創紀錄的134億美元。但高盛恐怕很難再有過去那樣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高級別忽悠了。過去對美國銀行業高度迷信的中國同行，如今也逐漸認清形勢，明白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其實更像是戰略投機者。今后，美國金融巨頭們要在中國低成本賺錢，恐怕越來越難了。
　　不僅如此，在美國看來，日益自信的中國還持續對美貿易順差，并坐擁美國第一債權大國地位，而且看起來有把人民幣培育成主要國際貨幣之勢。這與25年前相比，對美國帶來的挑戰與威脅相較日本似乎更大。因為日本至少與美國還在同一陣營里。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美國怎能不感到如芒刺在背呢？
　　因此，當作為主要掠奪工具的金融業因受危機沖擊而獲益能力相對衰退時，白宮緊咬人民幣匯率不放，其實就是多年來競爭策略的自然延伸。只不過，今日中國面臨的國內經濟形勢要比當年的日本差得多。25年前，日本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日本企業尤其是制造業與美國處在同一水平線上，部分領域還超過了美國。三菱、豐田、日立、索尼、松下等超級企業支撐著日本的國際競爭力。而且日本數萬億美元海外資產可觀的年收益，更大大增強了日本金融體系修復的動力。反觀中國，盡管經濟規模即將邁上5萬億美元臺階，但經濟中最核心的產業，不少已被包括美國資本在內的外資所控制。表面強大的中國銀行業，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的前提下獲得暫時性優勢的。治理結構的不完善，尤其是抵御風險能力的不足，是制約銀行業獲得一流國際競爭力的最大瓶頸。而一旦尚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因為人民幣匯率被綁架而失去在金融貿易和制造業領域“補課”的機會，不僅無法獲得足夠的財力來支持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更有可能錯過追趕金融主導國的“時間窗口”，進而失去成為一流經濟與金融強國的基礎性條件。
　　面對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糾纏與強硬打壓，中國必須學會用政治乃至國家競爭戰略的眼光來看待問題的實質，切不可按照簡單的市場原則出牌。既然現階段，中國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來推動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實現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一種并不占優也不吃虧的策略選擇，那么中國要做到的就是堅持與執行。畢竟，大國之間的博弈，既需要以實力為后盾，也離不開心理上的充分準備。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