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時代的主線是中美合作共發貨幣，后危機時代的主線是中美競爭出口產品。
　　為經濟問題焦頭爛額的奧巴馬，2月3日再提人民幣匯率問題。他表示，美國需要監測其他國家的外匯政策，確保他們不會使用貨幣貶值方式獲取不公平的優勢。奧巴馬談到，匯率問題是我們面臨的一大挑戰，它必須通過國際社會來解決，我們要確保美國產品價格不會被人為抬高，其他國家產品價格不會被人為壓低，確保我們不會處于顯著的競爭劣勢。顯然，奧巴馬認為，美國出口之所以前景不妙是因為中國等國有意壓低匯率，獲取低價優勢。
　　面對歐美各國施加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中國從政府到經濟學家全都不為所動，主張人民幣匯率穩定，這樣才能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做貢獻。
　　匯率之爭背后是實體經濟之爭。當美國經濟面臨嚴重阻礙時，最便捷的辦法是找到成長性看好的經濟體，以前是德國、日本，現在則是中國，逼迫這些國家的匯率升值，通過金融戰鞏固超級經濟帝國的地位。中國不是日本，美國多次逼迫依然無動于衷，美國有些急紅了眼。
　　可怕的不是奧巴馬下 “匯率戰書”，而是中國經濟存在體制性障礙。中國之所以在危機發生以后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正是內部經濟虛弱的表現，擔心重蹈日本泡沫經濟與產業空洞化的覆轍。事實上，中國自匯率改革以后一度以較大幅度升值，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2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8270。按照匯改時8.11的匯率計算，匯改以來，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已達到15.83%。
　　人民幣匯改以后，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現象讓經濟界人士從心底升出涼意。首先出現的現象是從2006年開始，沿海企業成本增加，有企業陸續關停并轉。而且，一度被視為中國產業升級、騰籠換鳥契機的沿海民企倒閉，并沒有如愿出現產業升級，反而造成大量農民工失業，金融危機爆發后到達失業尖峰。這讓理論界退回出口至上的陣地，說句糙話是“沒有金剛鉆，不攬磁器活”。既然中國的勞動力素質、企業創新能力、某些體制透明度不達標，通過提升匯率促進產業升級無異于自殺。
　　中國出口與投資導向型的經濟有兩大訣竅：一是以低價壟斷中低端消費品市場；二是以低廉的資本不斷提升產能。許多人對于中國攤大餅式的城市發展耳熟能詳，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攤大餅式的，而不是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提升式的。高端制造市場是德國、日本的天下，金融品與科技創新是美國人的天下，奢侈品制造是紅酒中泡大的法、意等歐洲人的天下，中國未來的增長點何在？一旦失去低端制造市場，中國城市化進程戛然而止，尚在工業化初級階段的中國會比日本悲慘。
　　此外，如果人民幣升值，歐美金融機構可以借機收割一次財富，而后可以通過加大對中國的出口平衡他們的資產負債表，對于歐美才是利莫大焉。不然歐美不會一次次喊話，不會一次次制造貿易摩擦與外交糾紛，逼迫中國升值。
　　關于匯率升值有一正一反兩個案例可供選擇。一是德國的例子，德國的匯率政策從來都是主動權在握。二戰后，德國經濟高速發展，整個上世紀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國年均GDP增速達近8%，出口迅猛增長，近乎充分就業（失業率跌至0.7%）。“經濟奇跡”時代之后，德國出現滯脹期，加之在70年代遭遇美元走弱、布雷頓貨幣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的沉重打擊，1973年德國痛下決心采取浮動匯率制，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期間累計升值了1.79倍，幅度超過日元。但在1987年，美國要求德日貨幣貶值時，德國堅定說不。德國政府對國內經濟形勢的判斷，與以通貨膨脹為貨幣政策風向標的決心從未動搖。
　　相形之下，日本處處被動，在逼迫之下被迫升值，在逼迫之下被迫貶值，為了怕影響出口對貨幣開閘放水，造成巨大的泡沫，從無真正主動的貨幣政策，終至不可收拾。今年日本汽車業爆出的質量丑聞如果不能妥善處置，將是泡沫經濟后對日本高端制造的毀滅性打擊。表面上，日元是自由浮動的國際匯率，實則如提線木偶被日美兩國政府操縱于無形。
　　人民幣匯率遲早會自由浮動，這是中國企業生產效率提升、是產品質量提高、是擁有獨立政策的必備條件。但前提是，中國的經濟與行政結構的調整在核心地帶取得成功，而調控的主動權完全在中國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像日元一樣成為美元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