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美國參議院15位議員聯合上書美國商務部，認為中國政府壓低人民幣匯率，要求奧巴馬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施壓，并稱“如果不這樣做，將損害美國制造業。”。他們聯合致函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稱商務部沒有恰當調查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處于低位，威脅到美國的生產商和工人，商務部必須做出回應。這是美國政界人物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指手劃腳的最新動向。
　　其實，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光政界人物，連頗有學術修養的學者也不甘人后。據報道，前不久，美國經濟學家、2008年經濟學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稱“中國這個掠奪成性的重商主義者存心不讓人民幣升值，要與中國打貿易戰”。麻省理工商學院教授約翰遜在美國國會關于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聽證會上說，不能因為中國持有美國國債，就停止施壓人民幣升值。并威脅將把中國操縱匯率放入今年4月的財政部評估報告中。
　　事實上，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由來已久。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將由美國次貸危機演繹而來的金融危機歸咎于因人民幣匯率引起的貿易不平衡論調大行其道。他們進而呼吁人民幣升值以改變貿易不平衡格局。隨之而來的便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屢屢向中國發難，主要原因是中國與美國實行不同的匯率制度——中國實行管理匯率制度，容易授人以柄。在他們看來，中國巨量的貿易盈余在沒有匯率操縱的前提下是不可想象的。而2008年中，中國暫時中止了自2005年7月開始的人民幣升值之路，再次將人民幣釘住美元，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保持在1：6.83水平波動，這給他們進一步的攻擊提供了口實。
　　理論上，不同國家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匯率制度。可以將其匯率釘住，可以實行管理浮動，還可以實行自由浮動匯率。1990年，在IMF調查的所有國家中，有超過60%的國家，包括很多小國家，實行某種形式的釘住匯率；有13%的國家，包括美國與日本，實行自由浮動。因此，對某個國家而言，沒有一致認可的最優制度。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國際收支約束及防備外來競爭的需要使得制度選擇復雜化了。因此，第一，從制度選擇的角度看，中國實行管理匯率，是基于國情與自己的認識，是理性的、可行的，并不存在刻意操控的初衷，也不損害別人的利益。
　　第二，從貿易結構來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下，中國在加工品等初級貿易品上確實有著較大的競爭優勢(310368,基金吧)。中國為世界提供大量價廉物美的產品，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分工合作。 其中，美國因此而獲得的貿易利益是巨大的。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并不會改善美國制造業的被動局面，結果只能是美國從其他國家進口質次價高的替代品，而無助于美國經濟的復蘇。相反，中國因出口受阻而減少外需從而進口大幅下降將直接打擊發達國家經濟的復蘇。
　　因此，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在經濟層面并沒有多少道理。我相信不是智識上的原因，而是政治偏見以及“政治正確”使得他們拋棄了常識與邏輯從而頻頻拿人民幣匯率說事。指責人民幣匯率唯一的好處是謀取政治利益——爭取國內利益集團的支持，贏得民眾膚淺廉價的好感。
　　另一方面，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也要反思人民幣匯率及巨額外匯儲備問題。針對美國的指責，回擊是必要的。2月25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重申，無論從國內企業的生存還是就業看，當前保持匯率政策的穩定都是重要的經濟目標。2月26日，在獲悉美國參議院議員的聯名上書后，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向外界表示，包括家電、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等行業在內的多家企業緊急呼吁，希望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不過，從長遠來看，我們不能停留在匯率之爭的單一層面。如果這樣，那么我們也將掉入“政治大于經濟、臉面重于實際”的陷阱。貿易的好處簡單而透明，那就是及時充分地分享世界范圍內分工合作的利益，改善民眾的生活福利。而超過一定限度的外匯儲備則會帶來兩方面的嚴重后果：一是國內的通貨膨脹；二是巨額外匯的匯率風險。事實上，我們正在面對來自這兩方面的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