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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研究中國的方法

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關于中國經濟變革的爭論一直存在，但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兩極化。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出版的《2050年趨勢巨流》（Mega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書中的計算，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前后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占全球的20%。[丹尼爾·富蘭克林、約翰·安德魯斯：《經濟學人權威預測：2050趨勢巨流》，羅耀宗譯，天下雜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頁。]《經濟學人》的數據與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計算[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基本一致。在此基礎上，曾經出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進而給出了一個歷史性的長期結論，在他看來，300年以后的歷史書會把冷戰的結束作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關系作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頭等重要的事件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和互動。[陳晉：《哈佛經濟學筆記》，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頁。]
　　對于西方人來說，面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事實，最困難的不是預測和計算，而是如何解釋。
　　2013年1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年屆103歲高齡的羅納德·科斯出版《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在過去幾年里，這位當世最高壽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盡管他從未踏上過這個陌生國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他自己出資在芝加哥召開中國經濟轉型研討會，之后又傾力完成了這部著作。在這本書里，科斯對中國經濟變革給出了三個基本性結論：一是“最偉大”，他認同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觀點，認為開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轉型是“歷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二是“非計劃”，“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哈耶克“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他的這三個基本性結論表明，在現有的制度經濟學框架中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經濟的崛起。[羅納德·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徐堯 、李哲民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頁。] 
　　與上述聲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見似乎更為尖銳。
　　2012年初，同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準確預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廣為人知的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正在崩潰。他的主要論據是，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只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5%，更多依靠貿易順差維系工業的正常發展，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投資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造成的，這與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前的情況非常類似。他在文章的結尾調侃：“世界經濟已經飽受歐洲金融危機之苦，我們真的不需要一個新的危機發源地。”幾乎同時，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也刊載了題為《2012年中國即將崩潰》的文章，認為中國的體制、法律、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問題會成為即將崩潰的原因。
　　在華人經濟學家中，長期悲觀論頗為流行，不少自由派學者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耶魯大學的黃亞生教授多次撰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并不獨特”，在他看來，“如果以亞洲各主要工業國經濟起飛的不同年份作為出發點來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并不足為奇。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郭覲：《黃亞生：“中國模式”并不獨特》，《國際金融時報》2011年7月1日，第2版。]
　　經濟學界的兩極化分歧不但沒有消解中國經濟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顯得更加迷人。當理論和數據都無法給予清晰判斷的時候，我想起了約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們可以用三種方式去研究經濟：通過理論、通過統計和通過歷史。”于是，回到“中國歷史的基本面”，從歷代經濟變革中探研得失，尋找規律與邏輯，也許是一次不錯的探險。——這正是本書創作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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