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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百代都行秦政法”

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兩個學(xué)術(shù)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為“亞圣”的孟子，與商鞅是同時代人。當商鞅在秦國大行變法之時，孟子正在東方各國游說，而商鞅被處死后，孟子還在齊國和梁國之間奔波，他很可能耳聞了商鞅的整個變法過程。比較兩人的治國及經(jīng)濟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異。
　　在《孟子·梁惠王》中，齊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給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也就是說，他堅持恢復(fù)井田制，并擁護貴族世襲體制。孟子特別向往那種各守其職、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與滕文公的交談中，他還特別設(shè)計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給每農(nóng)戶五畝宅、百畝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稅賦政策上，孟子提倡實施富民政策和減輕賦稅，“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稅斂”包括：商舍不征稅，也不征貨物稅、房地稅和無職業(yè)者的人頭稅，只征單一的、九分抽一的農(nóng)業(yè)稅。很顯然，商鞅的“廢井田，開阡陌”以及廢除世襲、實施軍爵的政策與孟子的主張背道而馳。
　　孟子常年在東方各國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現(xiàn)百花齊放的自由化狀態(tài)，與西北的鐵血秦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相對于商鞅的嚴苛管制和強調(diào)中央集權(quán)，孟子則強調(diào)仁義治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他更提出民眾比國君更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在商鞅聽來，肯定是可笑的無稽之談、禍國妖言。
　　商鞅與孟子的思想迥異，是思想史上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景象，這兩人對歷史的實際影響也耐人尋味。
　　孟子終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對時局衍變幾無作用，但是他所主張的儒家道統(tǒng)在西漢之后被尊為國家學(xué)說。
　　相對比，商鞅在后世的名聲卻非常之差，可以用“狼藉”來形容。在很長的時期里，知識階層以談?wù)撋眺睘閻u，連說到他的名字都會“口臭三日”。秦朝滅亡后，世人對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賈誼的《過秦論》，他將秦亡的原因歸結(jié)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宋代王安石推行變法，反對派、當世文豪蘇軾上書宋神宗，以商鞅為前車之鑒，認為“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滅亡”。這都是典型的儒家視角。
　　然而，商鞅卻又如同一個神秘的“黑色幽靈”，飄蕩在每一個廟堂之上和治國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雖然暴烈，但真正達到了強盛國家和統(tǒng)一天下的目標，被證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蘇軾在批評商鞅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自漢以來，學(xué)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客觀地說，商鞅徹底改變了戰(zhàn)國乃至后來中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生態(tài)，甚至，以兩千年的歷史跨度而論，他的基本治國理念頑強地延續(xù)了下來，核心理念被眾多獨裁者所沿襲。在中國的統(tǒng)治術(shù)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實誰也沒有淘汰誰，在很多朝代，實際上呈現(xiàn)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國學(xué)者約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一書中便論證道，中國的皇朝體制有著一個“自相矛盾”的運行規(guī)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礎(chǔ)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則。[ 約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余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tǒng)》一文中也論證道，儒家到西漢董仲舒時已出現(xiàn)“法家化的傾向”，此后“它幾乎貫穿了全部中國政治史”。[ 余英時：《文史傳統(tǒng)與文化重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第187頁。]法家的“不允許思想”與儒家的“只能有一種思想”，本質(zhì)上都是要“統(tǒng)一思想”。
　　商鞅學(xué)說從陰暗之處重新回到明亮的主流舞臺，是在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zhàn)爭之后。
　　其時，中華帝國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強國御敵成為了時代的唯一主題，儒家的抱殘守缺以及懷柔學(xué)說不再適用，因此年輕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決絕口號，而商鞅的強國之道煥發(fā)出讓人難以抵抗的魅力，于是，舉國爭說法家，國家干預(yù)主義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如梁啟超所言及的，圖國家生存發(fā)展為第一要務(wù)，圖人民個人的幸福則次之。倘若個人的幸福與國家的生存發(fā)達不相容，則毋寧犧牲個人以裨益國家。其時的大政治家及知識分子，無論改良派或革命者，從孫中山、陳獨秀到康梁、胡適，無不推崇國家主義和計劃經(jīng)濟。[ 在民國學(xué)者中，胡適是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據(jù)余英時的考據(jù)，胡適從1926年到1941年，一直對蘇聯(lián)和社會主義抱著比較肯定的態(tài)度。參見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頁。]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對商鞅最為尊崇的正是毛澤東。早在1912年，就讀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歲少年毛澤東寫作《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這是他留至今的最早文稿，在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澤東寫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記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國文教員柳潛讀后贊其“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于“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毛澤東對儒學(xué)嗤之以鼻，而獨尊法家，他最欣賞的兩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 月，毛澤東創(chuàng)作《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將孔孟儒學(xué)貶為“秕糠”并公開替秦始皇“焚書坑儒”翻案，全詩曰：“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yè)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xué)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頁。]
　　“百代都行秦政法”，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兩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輩的一次遙遠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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