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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第二講 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統一的呼聲便越來越強,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荀子期盼“法后王而一制度”,連最消極的莊子也抱怨“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在此共識之下,各國變法均以強國兼并為目標,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國的商鞅變法。 如果說,管仲變法是重商主義的試驗,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變法,則是重農主義的典范。經歷這兩場變法之后,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便基本定型。與自信、圓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堅定的商鞅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們如同左右兩極,處于歷代經濟變革的兩端,后世變革,無非如鐘擺一般在兩者之間搖蕩,竟從來沒有逃出他們設定的邏輯。在兩千多年的國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陳云則分別是農耕時代和工業化時代的典范型執行者。 與變革之初的齊國一樣,秦國也是個偏遠的小國,它立國比齊國還晚,秦人始祖是一個游牧及狩獵的民族,被中原諸國蔑稱為“秦夷”。所不同的是,齊國在東面濱海的黃河下游,秦國在西北高地的黃河中上游,前者鹽鐵資源豐富,工商傳統悠久,后者地貧民淳,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優勢可言。所以,它們的改革,一個是“藍色”的、開放的,一個是“黑色”的、封閉的。 秦國開始變法時,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歲,操盤的商鞅剛剛三十歲,正是百無禁忌的年齡,所以,他們的強國之術非常強悍和血腥,第一要義是打仗,這是檢驗變法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 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并且循環往復、不應該停止。商鞅說:“國家貧窮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東西輸送到敵人那里,沒有像文士、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足而不發動戰爭,就會懶惰懈怠,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一定會羸弱下去。”[ 《商君書·靳令》:“國貧而務戰,毒生于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于內,有六虱,必弱。”]總之,窮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為“霸道”。 這場變法歷時二十三年,分三個階段,分別是“農耕”、“軍戰”和“中央集權”,層層遞進,體系嚴密,其最終的結果是把秦國變成了一個紀律嚴明、高效好斗的戰爭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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