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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經濟為什么會衰落

在某個講述美國衰落的故事中，“二戰”后的幾十年曾經是黃金時代。聯邦政府為勞工階層提供社會保障（如養老保險和殘疾保險），各州政府則提供失業補貼。這些保障了員工和消費者的安全，并防止人們的儲蓄受銀行倒閉的牽連，保護其投資免遭欺詐。各類大型企業給員工提供事實上的終身崗位，使他們自愿保持忠誠。工會為反對裁員和爭取工齡權利而斗爭。除廣泛的經濟保障外，失業率較低且平穩，經濟增長勢頭強勁。
　　接下來，故事中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企業脫掉了可貴的父愛主義外衣，成為高效的管理資本主義的典型：把股東利益置于員工利益之上，為推高股票價格不擇手段。業績不佳的經理人成為公司并購和私人股權收購的獵物，只有大幅裁員才能保住剩下的崗位。被這種新精神俘獲的政府通過削減稅收激勵企業，如果政府收入減少，則會削減社會項目支出。工會被私營企業排擠。結果是，失業率上升，員工安全感降低，企業感覺不確定性增強，投資人找不到有吸引力的投資項目。
　　這個為獲得效率而犧牲穩定性的故事的寓意是，重返“二戰”后的社團主義道路對美國是有利的。某些認同該故事的人對其含義有不同的解讀，認為黃金時代建立的各種保障項目只有在美國經濟運轉良好時才是可持續的：
　　在左翼陣營，一直以來的看法是……20世紀中期的模式是可持續的，貪婪的私人股權“禿鷲”可以被控制，當歐洲成為廢墟、半個地球推崇馬克思列寧主義占領時，仍然能在美國有效運轉的體制到了全球化時代同樣能發揮作用。
　　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即便重建了社團主義—共產主義模式，也不能擺脫各種外部和內部因素造成的工資水平停滯狀況，這些因素包括國際競爭、國內人口結構、就業的社會福利繳費等，更不用說創新萎縮了。
　　這種民粹主義的敘述存在根本缺陷。首先，“二戰”后那段時間并不是真正的黃金時代，其增長率遠不及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失業率和勞動就業率與20世紀20年代乃至更早期相比也并不突出。50年代的工作場所的雜亂無序也成為社會學家戴維·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獨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書的主題。其次，雖然全球化造成了間接破壞，但任何嚴肅的分析都能發現這些成本背后的顯著收益：世界市場的比重擴大（從80年代到90年代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對美國的創新只有促進作用；中國提供的低利率的資金對創新也具有激勵作用，或者說，假如美國的經濟政策沒有把這種激勵導向投機者和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的住房投資，本來是可以用以激勵創新的。最后，雖然通過提高效率增加利潤的動力會破壞某些工作崗位，或者迫使工會放棄某些權力，但削減職位有助于繼續保留剩余職位，從工會控制下釋放的新自由只會有利于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美國產業界“二戰”后的社團主義精神保證了創新活力、創造了工作機會的觀點缺乏確鑿的實證根據。新保守主義重新確立了在產業界的地位、恢復了所有者的控制，導致企業界喪失了經濟活力和就業創造能力的觀點同樣站不住腳。
　　在關于美國衰落的另一個故事中，歷史更久遠但內容不同的黃金時代開始的時間要早幾十年，并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自由企業從公眾和政府那里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對應的監管措施很少且易于實施。美國的大多數稅率處于較低水平，大學入學率是全球最高的，醫療產業和教育產業不時有新的私立醫院和私立大學加入，它們能看到盈利的前景。即使像杜邦和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這樣的大企業也頗具創新力。隨著社會偏見的減弱，少數族裔開始闖進專業領域和產業界。另外，經濟增長率處于高水平，除30年代以外的失業率也較低。那是一個創業的時代。 
　　這個故事接下來說，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大量出現的監管規范對投資機會的限制越來越多，功能失常的公立學校和家庭環境剝奪了大批民眾獲得最新科技知識的機會。據說，很難找到能勝任辦公室工作的人，公司雇用的大學畢業生只能打雜跑腿。對儲蓄和投資的稅收政策更加苛刻，小企業也不得不尋求有限責任的保護。企業繳納公司稅后只能留下65%的營業收入，再扣除15%的紅利和資本收益，只剩下55%。另外，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
　　保守主義者的推論是，如果回到教科書中的標準資本主義，美國就可以恢復活力：經濟中需要的監管越少越好、越簡單越好；企業稅率應大幅降低，以刺激就業和增長。某些青睞資本主義的觀察家質疑美國當前的社會環境還能否做到這一點：
　　大多數共和黨候選人稱，我們所需要的似乎只是放松監管、降低稅率……然而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幫助……40%出自單親家庭或失去社區支持的人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競爭技能……以便成為高素質的勞動力……奧巴馬可能不得不選擇其他政策。
　　不過，經濟學家或許會說，即使社會制度和“社區支持”能提供必要的技能，也還需要克服制約工資提高的市場因素，尤其是影響創新的因素。
　　上述推論的根本錯誤在于，盡管低稅收和高競爭可能是實現高就業與高效率的必要條件，但這樣的經濟治理規則并不是高就業率和高工作滿意度所需要的經濟活力的充分條件。前文已經討論過這一觀點：削減政府支出、減少工資稅和雇主的工資支出會增加私人儲蓄和私人財富，最終抵消工資收入提高的效應。由于這種作用，改革最終不會帶來就業水平的提升。
　　第三個故事版本說，由于“二戰”后幾十年里不再重視企業和個人的責任，在弱勢群體和家庭中形成了一種功能失常的文化，從而加劇了社會問題，威脅到這個社會支持自由企業甚至維持自身的能力。這種觀點不屬于“左”、右任何一派。我在《有益的工作》（Rewarding Work）一書中支持對企業提供分級補貼，以鼓勵它們雇用低技能工人。這種做法可以增加就業、提高工資，迅速提升社會包容度。今天，許多人贊成改善教育、撫養子女和社區支持等方面的措施，旨在大幅減少下一代弱勢群體的數量。但有一點很明確，即改善弱勢群體待遇的補貼和提高其素質的投資都不足以使其就業率和參與率回到衰退之前的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原因在于，回歸過去的自立、教育、撫養習慣和其他社會規范并不能大幅提高整體經濟的活力，也就無法降低總體的失業率并實現快速的生產率和工資增長。
　　本書對于現代經濟的觀點不同于以上各種流行說法。我們關注的是現代經濟中核心機制的退化，這種退化必然導致經濟活力顯著下降，隨之降低經濟包容性。我們并不把問題歸咎于企業面臨的人力資本退化（比如學校教育年限減少）或者稅率的小幅提高，而是通過證據指出，今天的少數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活力被制度—文化體系中的某些缺陷削弱了，政治上的不恰當應對措施則使情況進一步惡化。
　　我們并不要求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監管，也不是更廣泛地推行自由主義，或者對教育和就業進行更多的干預（先不管其中的具體措施有多么受歡迎）。我們強烈呼吁，應該從社會價值觀和制度兩方面清除制約經濟活力的障礙，以真正復興現代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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