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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二、從溫州模式看民間投資

改革開放以后，非公有經濟獲得迅速的發展。但是一如對非公經濟有過曲折的認識一樣，人們對有些民間信用的形式，也存在某種排斥的態度。比如，對溫州的“錢會”就是一例。
　　長期以來人們談論溫州模式，著重談它的市場和市場經濟，很少談它原始資本的積累。我是研究投資和投資史的，非常看重對原始資本積累的研究。比如，國有企業的原始資本是來自國家撥款或銀行貸款；“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常州、沙市和襄樊等城市中小企業的創業資本來自財政信用的“小額信貸”；80年代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的原始資本最初語焉不詳，后來經調查，很多來自“繞規模貸款”。但是對溫州模式民營經濟的原始資本積累，始終是個謎。2002年夏小軍寄給我的一篇《論民間金融在溫州模式中的作用》，解開了這個謎。溫州模式民營經濟的原始資本積累，來源于溫州土生土長的“錢會”等民間金融活動，它實際上起了類似于西方國家籌集創業資本的風險投資基金的作用。夏小軍估計，溫州民間金融的規模約占當地金融總資產的三分之一，在創業資本的形成上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在這三分之一的民間金融活動中，又有三分之一或一半構成創業資本，成為溫州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70年代末的溫州，人多地少，教育水平低，經濟落后，處于全國平均水平線之下。夏小軍觀察，是改革開放伊始的兩項小小變通政策為溫州模式起步建了奇功。一是基層政權允許外出經商的農民可以“掛戶經營”，解決了棄農經商者的身份問題；二是溫州農村信用社突破了現金管理上 “一定額度以上的款項必須通過支票劃轉”的限制，允許農民匯入的銷售貨款提現，使商販們可以在專業市場上以現金采購，解決了原始小商品市場和國營商業體系之間的資金流轉。這兩項變通在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解決了商品經濟發展初期人的流動和資金的流動問題，使農民經營的小商品在計劃體系之外有進行大空間流通的可能。 當然，這還只是影響了商品流通的方式和流通的空間范圍，雖有破冰之效，卻不是本原性的力量。溫州模式的快速起步和持續發展的關鍵還是在于其民間資本的形成。
　　溫州的發展是從小商品的流通和生產開始的。組織小商品的生產和流通，需要有一筆最低的初始資本。著名的橋頭紐扣市場在起步階段，本地并無生產廠家，而是從全國各地采購紐扣運到橋頭市場上批發銷售，其資本規模至少要有幾千上萬；而面向全國零售商推銷紐扣的推銷員，至少也要有三五千元的資本才能從事商業推銷活動，否則所獲利潤不敷差旅費支出。他們的初始資本從何而來？ 1978年的溫州，人均年收入只有113元，這個收入水平連吃飽肚子都有困難。農民既無積累，也無法貸款，如何籌集最初的經商資本？考察發現，溫州農民(也包括城鎮個體商戶)的創業活動均與當地民間金融活動有直接關聯。
　　溫州民間金融的主要形式：一種是“會”，一種是經“錢中”居中牽線的借貸，還有就是親戚鄰里間的直接借貸。“會”是最基本的形式，對初期資本形成的貢獻最大。
　　溫州民間的“會”，一般叫“錢會”，也有叫“聚會”、“邀會”、“成會”和“呈會”的，“呈會”的叫法最接近溫州方言的發音。《溫州市志》(1998年版)民俗卷對“呈會”條目如此介紹：“急需錢用，借貸無門，乃請親鄰戚友呈會。會錢多少視邀會者即頭會人需要而定。通常十個會腳(會眾)。頭會人要宴請會腳，稱吃會酒。第二會起，每月定期搖會一次，以骰子點數最多者得會。已經得會者，每月將會錢交給頭會人，稱拔會。呈會月利一分至一分五厘，亦有不計息，故迷信者常祈求神靈保佑其盡早收會。”用金融界的術語來描述，“呈會”活動是集中十個人的小錢，濟一人之急，先得會者如借債分期還本付息，后得會者如儲蓄零存整取。
　　“呈會”是溫州和臺州等地的一種民俗，但并不為溫臺所獨有，費孝通在其《江村經濟》里就描述過“搖會”的情況。溫州“呈會”的習俗中也有通過搖簽或擲骰子來產生每期得會人的，現代“呈會”基本上是在第一次邀會時就通過協商或抓鬮安排好收“會”的次序和金 額。
　　溫州的“會”，盛行于沿海山區鄉村和城市，人民公社時期也同樣存在，只是那時候“會”的功能主要是消費性質的，沒有利息或利息很低，屬于鄉鄰之間的互助性質。“會”的功能轉變和規模擴大是在農村經濟改革開放之后，大批農民轉入商品經濟的大潮之中，創業的農民首先求助于“會”來籌措第一筆創業資金。而隨著經商規模的擴大，較早進入商品流通和生產的農民，也會繼續通過“會”的形式來解決所需流動資金的增加。溫州人中，與創業有關的“會”很少出現倒賬現象。盡管現實中也有經營失敗者，但是失敗者也會千方百計借錢還債，最不濟的也在未來有收入以后再歸還舊債。
　　溫州的“會”不僅盛行于本土，在旅居法國的溫州人中，“呈會”活動也很普遍。據初步估計，居住在法國巴黎的溫州人就有十萬之多，他們大多是近20年內移民法國的。移民發展的道路分為三個階段：打黑工階段，確立居留身份后的創業準備階段和成為小業主(開餐館或辦工場)階段。“會”在創業準備階段出現。在巴黎開餐館至少要有50萬法郎，對于這些移民來說，在幾年時間里靠打黑工積累50萬法郎幾乎沒有可能，而在異國他鄉的銀行里又難以建立起個人信用，這時從故土移植來的“會”為他們的創業籌措了初始的資本。據初步調查，在巴黎創業成功的溫州人中有不低于90%的人首先是依靠“會”來補足其初創資本的。
　　“會”促進創業資本的形成，但它并不能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信用形式。溫州本地的“會”已經向著兩個方向發展轉變：一個是出現了“標會”，就是通過利率競標產生得會順序。誰出的利率高，誰先得會金。有的“標會”則是定向為某人而設，不是輪流得會，得會者依次還本付息即可。另一個是演變為民間的直接借貸，這與溫州人大量外出經商，原有的人際圈 子分散在全國各地邀會不便有關。
　　“錢中”是與“會”同時存在的另一種民間金融方式，是不掛牌經營的民間金融中介。“錢中”有兩種形式：一是資金供需雙方見面，“錢中”居中見證，收取一定傭金；一種是資金供需雙方不見面，“錢中”一手吸收資金一手貸出資金，從中獲取利差。“錢中”是民間的職業貨幣經營者，其活動范圍常局限于一個村莊或鄰近幾個村莊，后來隨著城市化的腳步也走進了城市。一度在溫州出現過的私人錢莊是“錢中”的機構化，后遭金融當局取締。
　　此外，個人之間的自由借貸是另一種民間融資方式，一般沒有什么手續，但對貸款時間長、數額大的，貸者要求借方打個欠條。自由借貸的特點是：投向自由，利率隨市場浮動，借貸期限靈活，交易方式隱蔽。但無論何種形式的直接借貸，均以調劑頭寸補充臨時資金不足為主，在功能上與“呈會”借入的資金存在一定的差異。
　　溫州民間創業資本形成的特點，決定了溫州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特征和獨立個性。
　　第一，以“會”的形式進行的融資，參與者（會腳）往往不是盟兄弟盟姐妹，就是鄉鄰親友，相互之間知根知底，有很強的道德約束。它與銀行或信用社的貸款不同。這類融資活動不需要抵押或者經濟擔保，不需要履行銀行融資過程中的復雜手續；同時又帶有很強的互助性質，融入者固然有巨大的道德壓力，融出者往往也有極強的道義上的義務，尤其在那種不以獲取利息為目的的“呈會”活動中，更不容易拒絕類似訴求。它與創業投資基金也很不一樣，出資者要收回本息，而不是分紅。創業者的風險完全由個人承擔。創業成功者還要回報人情，滿足他人的資金訴求，甚至有義務提攜出資人或出資人的下一代，等等。
　　第二，“會”的融資活動有其自身的程序性特征。“會”不僅是一種信用關系，參與者還對資金的用途進行評議，較之兩人之間的借貸也降低了風險。一般來說，“呈會”所得的資金投向小規模的商業活動較多，投向實業的較少。而“呈會”發起人不能僅僅向出資人簡單地說明用于生意上的周轉，而且要詳細地介紹他的經商計劃，會眾會對他的計劃及其能力進行認真的討論、評估。如果太過冒險，可能會提出改進建議或者拒絕給予資金支持（這種現象在巴黎溫州人的“會”中表現突出）。所以站在邀會人（投資者或經理人）身后的盟兄弟們（會腳）相當于評審決策委員會，蘊涵著一種為民間創業資本理性選擇經理人和產業的原始內容。
　　第三，溫州民間金融的單筆規模受其自身活動方式的限制，一般“呈會”的單筆規模在幾千元、幾萬元，超過50萬元的則屬個別現象。民間借貸的單筆規模也不會很大，原因有兩個：一是民間金融活動非機構化，資金來源受到限制。“呈會”活動的資金規模，受會腳的人數和每個會腳經濟實力的影響。經濟實力最小的人往往構成“呈會”規模的制約邊界。二是分散放貸要規避風險的本能在起作用。民間放貸缺乏法律保障，靠面子維持信用，某個人的面子值多少錢，往往有個影子價格，單筆規模過大，超過了面子的價格，資金就有風險。所以民間金融的單筆規模有種自控的機制在發揮作用，其個體體量不會很快長大。
　　正因為受到民間金融單筆規模長不大的約束，一方面，那些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的企業，有條件尋求正規金融機構的服務。另一方面，從80年代中期開始，以“會”為資本形成中心而盛行的個體創業，開始向合伙投資（血親、姻親和盟兄弟是主要的合伙人對象）的合作股份制發展。從這時開始，溫州才真正開始它的企業制度創新和發展之路，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錢會”的作用，在新一輪創業資本形成過程中則開始弱化。
　　第四，民間金融活動除受金融監管當局的嚴格約束不能組織化和機構化之外，其自身也有非機構化的要求。這種松散的完全植根于鄉土文化（地緣、親緣）之中的金融活動形式，具有極高的運行效率，并且可以很好地防止被鄉村官紳的權勢所操縱。它不僅在避免其活動機構化上表現出應有的謹慎，甚至在民間放款的對象選擇和物色“中人”時也盡量地排斥地方權勢人物。項飚在《跨越邊界的社區》一書中曾對這種現象有過描述：“借錢時要找一個中人當面子用。這個人往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跟未來的債主關系還可以，能說上話；二是中人自己有一定的資金，讓債主覺得實在不行了還能向他要；三是這個人在社會上得有一定的面子，出了事有解決的能力。但是這三個條件一定要組合好，比如中人是靠近借債人的，同時在社會上又是有一幫人，債主就往往會猶豫，因為他擔心如果借債人還不了錢，他甚至不敢去中人那里要錢。債主希望的是一個有錢，但又比較老實的中人。” 項飚的描述與夏小軍的觀察一致，這說明民間借貸活動中有些微妙的選擇標準，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比起有形的機構來，更容易抗拒來自行政或社會中不良勢力的干預和操縱。由于溫州民間金融活動極為普遍，以至任何人在其經濟活動中，都需要得到民間金融的支持。民間金融活動的選擇趨向，對人們的道德行為起著深刻的誘導作用。那些有權有勢者能夠行事溫和，不霸道，不欺壓百姓，同時還講商業信用的，就能得到民間金融的支持，反之則被唾棄。因為民間金融是無形無組織的，它不像有形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人事控制或其他種種手段被地方權勢人物所操縱，當然它更不可能被用于設租和尋租活動。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溫州地區的金融發展反而比較健康，長官意志少、首長項目少、不良貸款少，整個社會信用狀況良好。
　　1985年年底，在溫州市的樂清、平陽一帶出現過“抬會”事件，涉及兩億多資金，波及周圍十來個縣(幾年前，阿爾巴尼亞和國內福建省的泉州、貴州省盤縣也曾出過類似問題)。這次事件曾引起一系列的斗毆綁架，甚至兇殺事件，嚴重沖擊了溫州社會的安定。“抬會”不同于“呈會”和“標會”，其特點是會套會，壘成一個金字塔形的融資結構。用一個個小會構成大會的會腳，大會再構成更大會的會腳，這樣層層疊疊往上，利率步步抬高，會款逐級向上集中，先入者可獲高息，引誘后來者投入，資金越滾越大。由于“抬會”資金大部分脫離實體經濟，無從產生利潤，前邊的會所獲的高息，吃掉了后來者的本金，最后因再沒有新的資金進入繼續抬會，終于倒會。所以“抬會”于民于國于社會都不利，金融監管當局從理論上和政策上對“抬會”全面否定，進行打擊。但不應把嬰兒和污水一起潑出去，因取締“抬會”而連同“呈會”、“標會”也一并取締。事實上溫州地區自接受了1985年“抬會”事件的深刻教訓以后，不再容易出現“抬會”或其他形式的嚴重擾亂社會金融秩序的現象。至于溫州“抬會”造成兩億多損失，夏小軍認為，任何金融活動都會有呆壞賬。用國有銀行的呆壞賬比例去衡量，整個溫州民間金融活動算上“抬會”造成的損失，其資產優良率仍然出奇的高；而與那些近年被中央銀行關閉的金融機構比起來，1985年溫州“抬會”所涉及的資金總額也不可與被關閉的金融機構所造成的后果同日而語。
　　總之，溫州“錢會”等民間金融活動中有一種促進民間創業資本形成的機制存在。它植根于鄉土文化之中，其形式具有濃厚的民俗色彩，其功能是促進創業資本的加速形成和流轉，其活動落在尋常百姓層面上，排斥權勢操縱，深具平民風格。民間金融活動對溫州人來說是一種民俗、一種生活方式，它使溫州農民以及城鎮居民享受到平等創業的機會，使溫州人民在較短的時間里普遍成為有產者，逐步形成以個人產權為基礎的產權制度，奠定了該地區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
　　我國大多數農村沒有溫州那樣幸運。“創業難”難在創業資本形成難，現在國家急切希望農村發展，農民富裕起來，還希望農民早日脫離土地，進城居住和就業，好擴大內需，啟動經濟進入新一輪的增長。但是農民每前進一步都需要資本和成本，沒有完善的自我資本形成機制，農民很快富裕起來的愿望只能是夢想。許多人建議興辦民營銀行、興辦創業投資基金，希望借此加強對民間經濟的金融服務。其實，即便興辦民營銀行的速度很快、網點很多，也只能部分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至于那些“創業投資基金”更是與農民的發展挨不上邊，都代替不了類似于溫州和浙東地區的民間金融力量的作用，解決不了民間創業資本形成難的問題。所以夏小軍認為，應高度重視土生土長的民間金融活動的作用，對于諸如“呈會”等形式不宜一概否定，可以在法律和政策上視時間地點有條件地予以肯定，或有條件地引導其發展，相信可以彌補我國現行金融體制之不足，推動我國民間創業資本的形成和發展。
　　夏小軍是溫州人，他熟悉很多旅居法國巴黎的溫州移民，對于溫州 “呈會”等民間金融活動握有第一手資料，他的分析是可信的；他對 “呈會”與“抬會”的區分，以及對“抬會”的損失同銀行不良貸款所作的比較，也是很有說服力的。所以對“呈會”、“錢中”這類民間金融活動，只宜疏導，不宜輕率否定，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夏小軍的這篇文章曾經刊登在2002年2月的《經濟學消息報》上。同時，據我的記憶，這種“錢會”和“錢中”，在江蘇一帶也曾經廣為流傳，真可謂“源遠流長”。遠在解放前大約20世紀40年代我在蘇北的老家（東臺縣安豐鎮），就有親戚為突發的資金需求，邀集親朋設酒而舉辦“錢會”，間或也有只請“錢中”作保借貸的。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以非法集資而明令禁止，但私下仍有存在。
　　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已經進入新的時期，我們要進行西部大開發，要加快城鎮化，特別是小城鎮建設步伐，每年將有上千萬農村多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如何利用民間金融活動幫助轉入城鎮的農民籌集創業資本，也許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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