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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社會保障體系與“三農”問題

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對中國國民來說是必需，但對政府來說是個難題。如貧困人口吃飯、失業人員生活該找誰？百姓生了病怎么辦？我們老了誰來養活？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建立一個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否則社會將無法安定。
　　解決這些問題是政府的任務，是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政府要建立一個社會保障體系，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人們才敢花錢、敢消費、敢投資，經濟才能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那么，怎樣建立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錢從哪里來呢？把國有資產的存量盤活，用收回的資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
　　當然，中國有9億農民，農村、農業和農民這“三農”問題更是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不提高農民的收入，就沒有人愿意種地，沒有了農業生產我們吃什么？沒有了農業基礎那中國經濟又如何做到可持續發展呢？
　　由于歷史上的特殊原因，我國形成了城市、農村涇渭分明的二元經濟。改革走到今天，雖然取得了長足進展，但還是步履維艱。這是因為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來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利益。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農村居民的生活保障，還包括那些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數量龐大的“民工”隊伍，十年、數十年后他們的生活會怎樣？這是我國改革與發展到今天遇到的一個大難題，是涉及國計民生、社會穩定的大事。
　　大家是否還記得，一國財政支出有兩大塊：一是經常性支出，二是建設性支出。在經常性支出當中，又分為三塊：一塊是維持國家機器運行的支出，一塊是科學教育文化衛生方面的支出，第三塊是建立和維護社會保障體系運行的支出。第三塊是目前我國政府面對的難題，即怎么解決窮人收入的問題，怎樣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問題。
　　為什么它是政府的一個難題呢？因為政府面對的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從統計數據看，到2006年我國在人均收入683元絕對貧困線下生活的人口還有2148萬，同時，人均年收入不到958元的低收入人口還有3550萬。2006年中國投入了近200億元開展扶貧工作，中央財政投入了137億元，地方財政投入了50多億元，列入國家扶貧計劃中總體還有1億左右的人口需要幫扶，也就是說，十幾個人中就有一個貧困的人，這樣高的貧困比例是需要政府來承擔解決的。這些貧困人口，一部分在城市，大部分在農村。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社會保障體系。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企業所有制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過去國有企業占絕大多數，改為國有企業比例在縮小，民營企業比例在增加，股份制企業在增多。比如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私營企業數量已經占到90%以上。這種企業所有制性質的變革，使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沒有相應建立起來，使那些下崗的、失業的人員找不到飯吃，生存艱難。
　　在國有企業轉制過程中，大量企業職工失業了，盡管經過多年的消化已經大部分實現再就業，但是在我國五十多年的經濟建設中，對建國初期的那些以156個大項目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職工，過去一直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福利的政策。隨著醫療、教育、住房制度的改革，這些福利措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部分年齡大的職工現在面臨工資低、收入少，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養老保險或者醫療、養老保險支付不足的狀況。相對而言，農村居民還有一畝三分地可以指望，住房也不用再花錢，然而城里居民的養老問題和社會保障怎么辦呢？
　　我國是人口大國，中央政府已經考慮這個問題多年了，可是要建立一個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錢從哪里來？政府手里沒有這筆錢。于是政府就想了，我們不是有很多國有資產嗎？從建國到現在，我們積累的國有資產存量已經不少了，有統計數據表明，國有資產大約在10萬億元人民幣左右。于是政府就考慮先建一個2萬億元的社會保障賬戶。有了這個2萬億元的賬戶，只要是下崗的工人或者失業的人，就可以到這個賬戶上領失業救濟金，直到他們找到工作為止。這樣，國有企業就不再承擔下崗職工的負擔，它們可以輕裝上陣，和所有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去競爭。
　　如果我國政府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對下崗和失業的人員不能給予生活上的基本保證，那中國的改革就無法向前，它必將拖住改革的后腿；國有企業不能擺脫下崗員工的包袱，就無法進行徹底的改革；如果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向前，我國所有的改革都將面臨困境。這樣拖下去，我們支付的改革成本就會越來越大。
　　大家知道，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并不是中國自己的特色，它具有普遍性。西方發達國家都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政府的職責。政府有責任實現社會公平，讓窮人有飯吃，讓下崗待業在家的人、暫時找不到工作的人能夠生存。這樣社會才能安定，經濟才能更好地發展，國家才能興旺，人民才能安康。因此，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政府必須要做的事情。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雖然近年來經濟發展不好，社會問題也很多，但是老年人沒有后顧之憂，因為政府早就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西方國家的老年人為什么可以放心養老？因為他們不必擔心老了沒有生活來源，國家為他們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他們老有所養。
　　但是，在中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這一步其實非常困難。政府沒有現成一筆錢，只能從國有資產中擠一部分出來。而我國現在的國有資產還只是一個存量，要把它變成現金，變成流量，需要一個變現的過程，之后它才能進入這個賬戶。
　　怎么把國有資產存量變成流量？政府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通過證券市場減持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就是說通過國有股的減持來完成。比如，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原來不能流通的那些股票，現在可以減持一些，讓社會公眾持有。通過國有股的減持，政府可以籌集到一部分資金來建立這個社會保障賬戶。這個方案從2001年開始試行。但是，由于國有股的減持是以股票的市場價格來減持的，人們認為這樣減持的價格太高了，所以這個方案沒有被市場接受，于是在2002年6月，這項國有股減持措施在二級市場上停止了。盡管如此，這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思路。它說明，我國政府在努力嘗試通過各種方式，想辦法籌措資金，建立自己的社會保障體系賬戶。我們必須要建這個賬戶，如果不建好這個賬戶，我國的改革將無法向前。
　　其實，不僅是從國有企業下崗的員工需要到一個地方去領錢，解決基本的生活問題；那些從政府機構改革中分流出來的人，他們也需要到一個地方去領錢；還有，如果有的人找不著工作，甚至大學畢業生一時找不著工作，他們是否也該有飯吃，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否則這個社會怎能安定呢？
　　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成為中國政府最關心的事情之一。政府千方百計要把國有資產的存量盤活，可能會采取賣給民間一部分，讓外國人來買一部分的方式，用拿回來的錢來建這個賬戶。如果這個賬戶建成了，國有企業就可以輕裝上陣了，可以不用背這么重的歷史包袱了。一個更有活力的企業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在經濟的良性循環中逐漸變得可以吸納更多的就業人口，這是市場規律決定的。當人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解除了部分后顧之憂，就敢有計劃、有步驟地多花一些錢了，整個經濟的投資、消費也會良性循環起來。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被劃分成的兩個國家。1989年，柏林墻被推倒，德國隨后實現了統一。在統一的時候，聯邦德國政府在柏林成立了一個民主德國國有資產托管局，把所有民主德國的國有資產都放在那里進行評估。其中有4萬個小企業直接賣給了民主德國的人，因為它們的規模很小，所以很快就賣掉了。對剩下一些中型和大型的國有企業全部進行資產的國際評估，還聘請了國內外的專家。當把所有的企業資產評估完了之后，聯邦德國的企業家、全世界的公司都可以來買這些企業，政府公開出售，讓大家公平競爭。
　　德國政府在賣出這些企業的時候，有沒有什么附帶條件？賣企業的時候是否要求帶著工人一起出售？這個問題我問過很多學生，讀者朋友也可以自己想一想。當然，答案是五花八門的，有些人認為應該帶著工人，否則，企業賣了，工廠里的那些工人怎么辦呢？也有一些人認為，不該帶著工人，如果帶著工人，那些想買企業的人，他們怎能愿意承擔這些工人的負擔？
　　結果是，這些國有企業全部賣出去了，而且賣得很好。出售國有企業的時候，沒有必須帶走工人這個條件。德國政府說，所有的工人由我來負責，你們只管買企業，看著合適你們就買，不合適你們就別買。當這些國有企業全部賣完后，有人問德國前總理科爾：“你怎么這么便宜就把民主德國的企業全給賣了？”科爾回答：“我不便宜賣，有人買嗎？不信，你們賣個試試！反正我們賣成功了。”
　　當時民主德國的企業的所有員工都失業了。政府說：你們不用擔心，政府負責發給每個人生活費，每人每月1500馬克。就這一筆開支，民主德國政府拿出了相當于7000億美元的資金。所有失業的人都領到了政府發放的生活保障金。民主德國政府哪來的這么多錢呢？一部分來源于賣了這些國有企業后政府收上來的錢，另一部分是德國政府從財政拿的。雖然說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但是這種支出并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因為，當任何一個企業家買了企業之后，它都要在當地招收工人，它會根據企業的需要去選擇工人。于是，很快就有人找到了新的工作，這就逐漸減輕了政府的壓力。事實證明多數人都不愿意要政府的救濟金，他們寧愿選擇工作。這樣，被賣掉的企業要在民主德國本地招收工人，增加了就業機會。同時，賣國企的錢又充實了政府的財政，增加了稅收。為了合力渡過難關，德國政府為此還專門增加了一個新稅種，叫統一稅，到今天還有。如今總的算起來，改造民主德國，德國政府十年里就花了大約1.37萬億馬克，平均每年花費大約為6000億元人民幣，德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隨著我國城市問題逐步得到解決，農村問題越來越迫切地浮上水面。
　　據測算，中國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億農業勞動力，而目前農村總計有勞動力約5.5億。以吸收1.2億計，依舊有近3億剩余勞動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和就業機會而言，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國依然會面臨著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的問題。這么多的勞動力在農村是無法消化的，只能向城鎮轉移。如何解決這3億人口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巨大障礙。
　　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人員290余人。嚴重超編的冗員給農民帶來了極其沉重的壓力，一部分政府機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入不敷出，而這種財政狀況正是農村濫收費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農村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增幅過快，也遠遠大于城市的增幅（由0.16增至0.295）。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之差有3倍之多，城鄉之間貧富懸殊加大已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連續多少年，中央政府制定的一號文件都是圍繞解決“三農”問題的。尤其200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重點在“多予”上面下工夫。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糧食主產區要將種糧直接補貼的資金規模提高到糧食風險基金的50％以上。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將全部免除學雜費，對其中的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課本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2007年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這一政策。從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財政較大幅度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補助標準，到2008年在全國農村基本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后農民減負1200多億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偉大舉措，是中國2600年以來第一次徹底地取消農民的田賦。由此可見“三農”問題的重要和新一屆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之大。
　　所以我們說，任何一項改革事業都是需要成本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所需要的成本從何而來呢？建立城市社保體系的關鍵在于盤活國有資產的存量、多元化引進資金等，也就是說，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我國整體經濟高速發展，2010年中國財政總收入已達8萬億元的水平，這就為解決“三農”問題、解決我國改革發展過程中遺留的歷史負擔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契機。這是政府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做的事情，否則，社會保障體系的缺陷和農村貧困問題與中國整體經濟的高速發展極不相稱，而且必定會為將來的發展埋下危機。
　　為城市和農村的低收入人群建立一個安全的生活保障體系，是我國進一步改革發展的需要和必要，也是新一屆政府的英明之舉。
　　以上所說的都是財政問題。但是，作為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對于宏觀經濟調控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手段，那就是貨幣政策，下面我們將帶領大家進入對貨幣信用、金融市場、中央銀行、股票市場等問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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