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體制創新與中國經濟發展

    一、體制創新是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中國目前仍然處于高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經濟發展中雖然存在著很多矛盾，各個方面（如社會、能源、環境等）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也在增加，但中國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基本條件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如果我們能較好地改善和解決各種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矛盾，中國更有可能繼續保持一個較長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從改革開放到現在，體制創新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不斷轉軌，市場主體也在發展，并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中共十四大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地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十四大則明確列出了改革的時間表，準備拿出3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歷史轉換。前20年的主要任務是構建市場體系，后10年的主要任務則是完備市場秩序。實踐證明，這是一項對后來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決策。概括地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可以分為四個大的部分，即商品的市場化、以產權市場為核心的要素市場化、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宏觀經濟管理以及現代社會保障體系。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的商品市場化的改革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現在95%以上的商品都已經實現了市場定價，而未實現市場定價的那一部分商品，定價機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石油產品的定價機制，已經開始試驗和國際市場接軌。雖然每一次較大的市場化改革都會引起商品價格水平和比價關系較大的變動，如近年的證券市場改革、住宅制度改革就引起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較大的波動，但每一次改革也都較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待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到達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時，由市場改革所造成價格波動的幅度將會收窄。按供需關系形成的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引導企業進行資源配置、調整國民經濟結構等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作用。與商品市場化相對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也在不斷深化。在要素市場化進程中，近幾年來進展最大的是產權的市場化，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傳統的所有制體制得到了根本的改造，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新型所有制結構建立了起來，民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而國有企業本身則通過股份制改造等途徑，實現了以股份制為核心的公司治理結構。2005年以來，配合大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中國解決了困擾證券市場多年的“股權分置”問題。國有商業銀行和眾多的大型國有企業通過上市進行了資產重組、收購兼并和股份制改造，這標志著中國的產權制度的所有制改造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產權制度的所有制改造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提高企業資產質量和改善經營管理水平都起了積極作用，這使得中國的大企業卻經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機的考驗，并為中國經濟的復蘇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國的市場化體系仍然不完善，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表現為市場化程度不足、市場秩序較亂和市場本身的波動性較大。近幾年住宅價格、農產品價格較大的波動，更說明了我國要素市場尤其是土地市場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由于市場是不完善的，建立在市場體系基礎上的宏觀調控的不確定性也就很大，宏觀經濟手段、力度和它們的效應之間會有什么樣的因果關系，往往很難估量；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也相應滯后，計劃體制下的社會保障體制被推倒后，市場體制下的社會保障體制沒有跟上，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一系列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改革沒有跟上，本來由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負擔的社會職能由企業剝離后，政府確沒有及時跟進。從表面上看，只是一部分居民家庭的預期和生活受到了影響，從深層次看，這種市場制度的不完善卻已經在一系列領域里產生了連鎖反應。

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十四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階段目標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已經構建起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即完善社會主義的市場秩序的階段。正如過去30多年來體制創新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一樣，新時期的體制創新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動力。經過3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一方面為我們進一步發展增加了難度，另一方面也為我們也有了更多的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

    首先，中國的教育和科技水平已經大為提高，在一些領域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實現“趕超”和現代化為目標的。我們的教育和科技發展，為中國的現代化提前創造了條件：在教育領域，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按照世界各國的共同作法，通過恢復高考、擴大國際交流等措施，選拔和培養人材，逐步解決中國當時存在的人材斷層問題。經過長達30年的努力，改革開放后培養和成長起來的大批人材，已經在包括行政、經營管理、科學技術、教育醫療、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中成為中堅力量，人材、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短缺已經不再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科技發展上，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調整了科技發展路線，不再把“自力更生”當作發展民族科技的唯一道路，而是注重吸收世界各國已經取得的科技成果，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發展科技。這使我們在全球性的新技術革命發生時，沒有再一次錯過發展良機，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為特征的世界性新技術革命所提供的大量科技成果，使中國有可能跨越過某些技術發展階段，直接實現更高水平的發展，從而縮短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科技水平上，我們對技術創新的主要途徑是有所側重的。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曾對引進技術予以更多的重視，那么到了今天，我們已經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了自主創新方面。無論是教育還是科技的發展，都需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雖然在這兩個領域中，我們的投入還應該增加，尤其是應該注重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但無論如何，經過了30年的發展，這兩個領域的積累已經為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

    第二、長期的積累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的提高，中國已經從一個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一個經濟總量居世界前列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國的知識技術水平、人材隊伍、基礎設施和裝備水平，都為中國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創造著條件。

    推動經濟增長的物質條件經過長期的積累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許多重要的工業產品的產量，如鋼材、水泥、電力等，中國的產量已經居世界首位。經濟實力的增強為我們進行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應對各種突發事件以及調整產業布局都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而固定資產的規模擴張得更快，根據我們的估算，我們目前的固定資產存量，相當于1978年的20倍以上。近10年來我國大規模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固定資產投資，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港口、礦山的建設，許多還沒有充分發揮效益，但為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創造了好的條件。

    第三，從經濟發展階段上看，中國仍處于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中。

    雖然中國的GDP和進出口總量都已經居世界前列，但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從人均水平看，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而從出口產品的構成看，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大多是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中國的出口產品則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單位產品所含的增加值較低。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說明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或后發優勢仍然存在，還可能通過提高知識、技術和資金的密集程度使外向型獲得較大的發展。同時，通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擴大內需。處于新興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活動往往處于最活躍階段，并且伴隨著迅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前20年里，中國已經通過漸進的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帶動了經濟起飛，那么進入21世紀后，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進一步改善，中國則是在更大的經濟規模上開始了加速的新興工業化進程。這也是近些年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第二產業獲得迅速發展、城鎮規模迅速擴張、經濟全球化程度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發展目標，如進一步解放思想實現體制創新、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建設和諧社會等，其目標仍然是保證中國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迅速的城市化進程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造著巨大的需求，繼續拉動著高速經濟增長，同時提高了中國的經濟效率。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由農村起步的，但真正拉動國民經濟持續和高速發展的還是城市經濟的擴張。相比較而言，改革開放后農村尤其是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遠遠低于城市，這首先是由于農業生產對土地的依賴，使得提高農產品生產效率難度，遠遠大于工業和服務業，另一方面，中國面臨著嚴重的農村勞動力過剩，人多地少這一現實，影響著農村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城市經濟以及和它密切相差的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出路。一方面，城市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將有可能吸納更多的就業，除了解決城市本身的就業之外，還可能使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從農村和農業部門轉移出來。這一方面改善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創造了新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在農村勞動力減少的條件下，相對地提高了人均使用土地的面積，從而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整個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增加，這就有可能通過不斷提高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來拉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雖然在一些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費水平已經很高，但是就全國總體而言，人均消費水平和發達國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這實際上就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巨大動力。城市化進程將提高著居民家庭的日常消費、高級消費及居住水平，并與此同時創造出巨大的需求。2008年，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仍然為55%，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重早已經下降到10%以下，這說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五，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大國，其特有的資源稟賦決定了我們可以通過建立相對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通過國內資源的互補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和戰后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國家，有著獨特的大國優勢（advantage of large country）。新加坡和香港作為城市經濟，其經濟發展必須依靠發展具有自身優勢的幾個支柱產業，如發展金融中心、轉口貿易等；臺灣和韓國的經濟規模要大一些，但是市場有限，對外部環境的依賴性較大，所以每次較大的國際環境變動（如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它們的經濟都會受到較大的沖擊；日本經濟起步很早，市場化程度高，科技發達，人口和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都位居前列，但由于國土面積較小，自然資源貧乏，經濟發展水平到達一定程度后，繼續發展就受到了限制。而中國的情況不同，一是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到目前為止，90%以上的能源供給是靠自己的資源解決的，雖然中國也有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和對國外自然資源（如鐵礦石）的依賴，但是從總體上看，情況要比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好得多。如豐富的煤礦資源，就可能減緩我們在世界性的能源危機發生時所受到的沖擊；其次是眾多的人口構成的廣大國內市場，是世界任何國家不能比擬的。這為我們建立相對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提供了條件；第三是各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北京、上海、天津等發達地區，與貴州、云南省等欠發達地區相比，經濟發展水平間也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是中國經濟不發達的一個重要標志，如日本各個地區的經濟差距就遠遠小于中國，但在另外一方面，這恰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所在。2000年，上海市的人均GDP為貴州的12倍，而到了2009年，這一倍數已經下降到8倍，這說明在改善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生產能力和人民生活上還有很大的空間。中國的經濟增長完全有可能通過擴大內需，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所以從長期發展的觀點看，通過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調整，中國是可以在供需相對平衡的基礎上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

    二、體制創新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及階段性特點

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堅定不移和循序漸進地實施了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不斷地提高著中國經濟的效率，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從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看，中國30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在這一時期，我們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并根據中國的國情，啟動了農村和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探索中國經濟體制發展的方向。黨和國家提出的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使中國走出了長達20年的經濟增長徘徊不前的怪圈。鄧小平曾經指出：“從一九四九年建國開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國的發展形勢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問題了。在這二十年中我們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政治局面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11]這種緩慢發展和停滯的狀態，既有計劃體制方面的原因，傳統的指令性計劃體制限制了社會消費，更制約了生產者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也有中國本身的政治原因，即長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等搞亂了人們的思想。相比較而言，政治局面的混亂比計劃體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更大。所以，當各級政府領導把他們的心思重新轉到經濟建設上以后，由于減少了社會內耗，由于一心一意地干“中國式的現代化”，雖然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受到傳統觀念、經濟體制、科學技術、生產要素條件等各個方面的制約，但全民族振興中國經濟的信心被調動了起來，這使中國開始了近代以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起飛和趕超進程。現在很多人談到GDP都持一種負面的觀點，認為強調GDP造成了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失衡，并影響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體現的經濟長期發展目標的提出和實施，卻是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力。在這一時期，為了推動經濟發展，我們也進行了一些市場化改革探索，如對平均分配的傳統體制進行改革，獎勤罰懶；探索如何按照價值規律實施商品的市場化價格改革；對國營企業進行“利改稅”的改革等，這對當時的經濟增長都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改革，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商品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一方面各種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開始得以理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在為計劃經濟條件下僵化的價格體制在付出代價，在1985年前后和1988年前后，出現兩次大的通貨膨脹[12]。由于改革的思路還不清晰，探索改革的路徑是“抓大放小”，產權制度基本上沒有觸動，收入分配卻開展出現扭曲，“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的”，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收入分配的傾斜。再加上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特點是高增長、高通貨膨脹和高波動，一方面國家實力得到了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尤其是一些現代家用電器如電視、電冰箱、洗衣機開始普及；另一方面，高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預期，也影響了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到本世紀初。在中共十四大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地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十四大則明確列出了改革的時間表，準備拿出3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歷史轉換。前20年的主要任務是構建市場體系，后10年的主要任務則是完備市場秩序。實踐證明，這是一項對后來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決策。概括地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可以分為四個大的部分，即商品的市場化、以產權市場為核心的要素市場化、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宏觀經濟管理、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商品的市場化改革進行得比較早，也發展得比較快，至2004年底，由中央政府定價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已經減少至11種，96%以上的商品價格已放開由市場調節。生產要素市場在這一時期也發展了起來，勞動市場、技術市場、資本市場都建立起來，并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在這一時期，進展最大的是產權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這一進程是通過對國有企業改制和鼓勵民營經濟發展來同時進行的，目標就是要充分發揮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一方面，國有企業將按“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進行以建立國際通行的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改革，對國有企業實施關停并轉和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在競爭性行業，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和外資發展。與此同時，進行財稅、金融、外匯、投資等方面的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管理體系。產權制度的市場化改革，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效率提高了，保留下來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則大多數進行的股份制改造，甚至連銀行、能源、民航、通信等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領域中的國有企業，都實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只有鐵路等極少數領域保留了完全國有。無論從科技水平、經營規模、裝備水平上看，還是管理水平、創新能力、風險控制和公司治理方面看，國有企業的發展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為中國經濟的平穩發展提供了保障；另外一方面，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發展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非國有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持續地擴大。2005年，在工業企業中，非國有企業的單位數量已經上升到89.9%、總產值所占的比重上升到66.7%，資產總額上升到51.9%，利潤總額上升到56%，就業人數上升到72.8%。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特點表現為高增長的同時，高通貨膨脹（1994年的CPI為124.1）向低通貨膨脹收斂，高波動向低波動收斂。在這一過程中，經濟資源在時間、空間、產業和項目上的配置更加合理化了，在注重發展的同時，企業和政府的風險意識也在提高，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那種盲目投資和無序擴張造成的資源的浪費已經大為減少，這無疑是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從收入分配角度看，這一時期的收入分配改革可以說是簡單的按勞分配擴展到以按要素收入分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更強調收入分配中的激勵機制。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分配扭曲的現象得到了糾正，但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差異明顯地擴大化了。從體制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上看，體制創新的作用主要反映在通過市場化改革改善激勵機制，更好地把個人、企業、各級政府和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使經濟活動更加充滿活力。

第三個階段是本世紀初到現在，中國進入了完備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階段。如果說第一個階段的開始、第一個階段和第二個階段之間有著標志性的區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鄧小平南巡和十四大），那么在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之間，并沒有明顯標志。從發展上看，由于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家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為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負擔了相當大的成本，體現為上世紀90年代末商業銀行巨額的不良貸款，因此，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和2005年前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可以看成是我國基本實現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目標的一個重要標志。自新西蘭2004年4月第一個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以后，至2008年2月，已有77個國家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秩序的進程，可以說從本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如果說在十四大上，完備市場經濟體制只是一個對未來發展的設想，那么進入新世紀后，這已經成為我們現實的任務。如果說在第二個階段里，體制創新的目標是通過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使我國的經濟建設更加充滿活力和動力，那么到了現在，隨著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產權制度的改革，由增加激勵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貢獻可以說是在逐步遞減，而通過深化改革和技術進步來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的重要性正在日益顯現。在改革開放初期，在我們的各級領導中，很多人還對要不要增加GDP抱有疑慮，企業領導還不清楚在風險控制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那么到了現在，發展已經成了各級領導和企業家們的自覺行動。我們的問題已經不在于要不要發展，而是如何發展，如何通過改進微觀和宏觀的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在黨的十六大以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目標，往往只是提出總量目標，但在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上，經濟增長目標加上了更加嚴格的約束條件：十六大提出，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而十七大則提出，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翻兩番。從長期發展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市場化改革中正逐漸地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進入新世紀尤其是十一五規劃期間，體制創新的重點已經由如何激勵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轉為如何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在“十一五”期間，這一方面已經開始取得了成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宏觀調控和管理在平抑經濟波動和引導社會投資方面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減少了投資行為的盲目性造成損失和浪費；二是開始重視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出臺了一系列相應的政策，鼓勵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使中國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不斷提高、現代裝備水平進一步改善；三是在加速工業化進程中更加關注產業結構的優化對經濟增長效率的影響；四是注重微觀領域中資源配置的優化，通過鼓勵企業改善公司治理和經營管理、鼓勵企業間的收購兼并、資源整合來改善規模經濟等措施，提高投入產出比。

    三、中國經濟發展正經歷著新的歷史性轉折

顯然，和30年以前相比，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面臨著完全不同的體制背景和發展難題。30年前，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調動人的積極性，啟動一個貧窮落后的低收入國家的發展，而現在面臨的卻是在一個相當高的經濟總量的基礎上，利用有限的經濟和自然資源，在新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比改革初期要大得多。但在另一方面，即使在實現了這么長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后，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不算高，離世界平均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國經濟仍然需要進一步發展。從第一節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即使是經濟已經很發達的國家，只要政策得當，仍然有可能夠取得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仍然保持著強勢，只要我們堅持體制創新、注重技術進步，及時地解決發展中的各種矛盾，我們完全有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

從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在經濟起飛和發展初期，尤其是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期間，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是增加投入，提高經濟增長的時間效率，即在較短的時間里獲得更多的產出，而當經濟增長發展到一定階段，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將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13]在其著名的索洛模型中，把影響經濟總量的因素歸納為三類：勞動、資本和廣義技術進步。廣義技術進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狹義的技術進步，即通過科學技術的應用使等量的勞動和資本的投入能夠獲得更大的產出，二是通過科學的管理和決策，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配制，以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就中國目前而言，解決發展難題和改革難題的關鍵，在于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發展而言，無論是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還是緩解高速增長中結構性矛盾，無論是提高發展效益，還是降低發展成本，根本都取決于效率的提高，取決于增長方式的轉變。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涉及的是技術創新，尤其是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問題，沒有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就不可能提高增長的效率，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技術創新與其說是技術問題，還不如說更是制度問題，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是以制度創新的能力提升為基本制度前提和保障的。

中國經濟增長是在供給和需求的不斷平衡中實現的。而供給政策和需求政策的實施則是不斷實現發展平衡的重要手段。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我國的需求管理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近些年來，在保持中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中發展了重要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需求管理主要是經濟總量，管理手段主要是短期管理，而對于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發展而言，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失衡，則更需求通過在供給政策的應用，即通過對生產和分配領域中各種關系的調整，來解決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因此在現階段，通過體制創新及加大供給管理的力度，改善和解決我們在長期經濟增長中形成的矛盾，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對我們在“十二五”時期及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正如當年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樣，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實施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無論從科學發展觀出發，還是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的要求看，還是從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本身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開始或正在展開一系列的新的歷史性轉折：

首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點從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為深入改革、完善市場秩序，而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是實現這種轉變的基礎。

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成功的，商品市場、勞動市場、資本市場、企業產權制度的造以及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宏觀調控，都對中國的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相比較而言，土地市場的發展卻是滯后的。在農村如何實現土地的集約經營，在城市如何供應建設用地和住宅用地，都和土地市場的發展有關。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國情，這使得土地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更大。近些年來中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但從供給角度看，土地市場發育不完善是基本原因。居民住宅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不在建設成本而在于土地。土地價格及由它帶動的房價巨幅波動，事實上在改變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經濟發達地區的房地產商、房地產投資者和地方政府得到了大量短期收入，而賣地收入或批租土地收入也成為大城市及一些中心城市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但是從長期看，這種發展卻是不可持續的，高房價卻會使當地的投資環境和居民生活環境更加惡化，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從目前情況看，由于國家和各個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行政手段在內的一系列措施抑制需求，全國范圍內的房價上漲在短期內受到了抑制，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仍然還需要在供給領域探索循序漸進的改革路徑。正如前面所分析過的那樣，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市場化改革的焦點是不同的，如果說前兩個時期，主要是商品化改革和產權市場的改革，那么到了現在，以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為中心對要素市場化的推進，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

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鼓勵企業間公平競爭和技術進步的，從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的對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完善的市場秩序是保持一個國家經濟適度增長的基本條件，這也是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如果市場體制的不完善，競爭環境不公平，一部分企業能通過自己的特殊關系和地位獲得利潤和擴張，而另一部分企業由于缺乏公平競爭的環境，改善了經營管理也不一定能獲得發展，那么廣大企業就不可能有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進步也就不可能實現。只有不斷完善的市場秩序下，國民經濟的效率才能有效地提高。但問題在于，如果通過市場自發的調整來形成較好的市場秩序，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那我們就很難實現平穩較快的經濟發展和發展10年的奮斗目標。

因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已經從企業轉移到了政府。政府職能的轉變直接關系到市場的發育、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深刻地影響我國的現階段經濟發展。從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看，各級政府應該進一步提高效率。懲治腐敗；而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看，以土地市場改革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和由于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地方經濟發展所要求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將成為中國完善市場秩序進程中的基本內容。

第二，從強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發展為強調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初期，鄧小平旗幟鮮明地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14]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則進一步提出要“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現在，鄧小平的主張已經貫徹了20多年，可以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目標已經實現。在這種背景下，共同富裕應該成為新時期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標。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犧牲效率，而是通過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的更好配置，使低收入群體、經濟欠發達地區有更好地發展經濟的條件，他們實現富裕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他們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過程。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為貴州的13倍，到了2009年這一差距已經縮小到8倍以下。但通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較我們又同時看到，2000年，在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最高收入組的收入為最低收入組的5倍，而到了2009年，這一差距已經擴大到10倍，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的增長程度與他們的收入水平密切相關，收入程度越高，收入增長的程度也就越高。這說明在我國近10年的發展中，由發展所造成的差距在減小，而由體制造成差距在擴大。與此同時，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企業所占的比重在上升，居民部門所占的比重在下降，由于高收入群體將更多的收入轉為儲蓄，再通過金融機構轉為投資，而政府、企業也在加大投資，這就導致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投資的增長顯著地快于消費，形成過剩的生產能力。顯然，這樣的分配格局既不公平，也在影響著效率。

第三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各個方面的發展將更加協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通過市場化、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的。從市場化進程看，自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把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之后，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雖然也在推進，但步伐比城市慢得多，在未來的十年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進程中，我們的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快于內向型經濟的發展，工業化進程快于城市化進程，這就導致包括勞動力、技術、資金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更多地向已經超負荷運轉的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流動，形成資源配置的扭曲。另一方面，由于欠發達地區的收入增長緩慢，也影響了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的成長和擴張。因此，在未來10年里，我們應該通過轉移收支、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傾斜等多重措施，改善生產力布局，優化資源配置。在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和擴大內需方面，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在城市和農村的發展之間，不斷實現均衡，全面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第四，人民生活、公共消費和社會保障體系將會受到更多的重視。近些年來，GDP指標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置疑，單純追求GDP的傾向受到了很多的批判。這些批判在很多情況下是有道理的，其實，問題并不出在GDP指標上，而在于如何實現增長目標的路徑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停滯和貧窮落后，只有把GDP搞上去，我們才有解決各種矛盾的物質基礎，所以在當時的背景下，從上到下萬眾一心發展經濟或者是追求GDP，是我們國家的正確決擇。但是GDP是一個宏觀指標，它包含許多內容，從它的價值構成看，它包括了企業的折舊、間接稅凈額、勞動者報酬和企業利潤，這是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收入；而從最終需求看，它包括了凈出口、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支出[15]，這是國民收入的最終使用。如果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政府如果仍然只是強調它的總量而不注重它的構成，那么從眼前或自身利益出發，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更加關注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而勞動者在這里成為弱者，而從最終需求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更加關心投資，而不是居民消費和政府公共消費（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而在實際生活中，這種現象并不罕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收入經過各種轉移收支，將會形成一般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和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其實老百姓更加關心自身可支配收入的變化，而居民可支配收入[16]是直接影響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除此之外，老百姓還關心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和他們有關的公共消費。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取消對官員的GDP考核，這種作法是正確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指的就是在經濟增長（GDP）的同時，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和GDP密切相關的，它的增長是GDP增長的充分必要條件，反過來，GDP的增長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換句話說，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穩步增長的，那么GDP一定也要穩定增長，反過來，GDP增長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一定會實現增長。因此，國家提出改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對各級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積極改善民生，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外，改善民生不能只是改善居民的收入，還要通過政府消費支出，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樣，在人民生活獲得保障的同時，政府的公共消費同樣也會為拉動內需尤其是消費增長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