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轉變發展方式： 微觀上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

 幾乎沒有多少人懷疑我國正處于一個持續高速增長期，但卻有相當多的人在質疑我國將怎樣實現這一高速增長，或者說以怎樣的發展方式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為此將付出怎樣的代價？中國自身能否支付得起這種發展成本？克魯格曼等人的研究發現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之所以高速，主要源于兩方面因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不斷擴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成本低帶來的競爭優勢，而不是競爭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優勢。這種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擴張帶來的高速增長，不僅難以持續，而且必將導致泡沫經濟。亞洲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形成，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5]5。所以，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在于，增長是否真正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礎上，而效率提高的根本在于創新，提高創新的根本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包括發展的制度方式和技術方式等方面的轉變。

首先，從體制改革中尋求增長的動力和效率。這既是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我國經濟正處在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雙重轉軌過程中，就發展模式的轉軌而言，我們正從傳統經濟向新興工業化和現代化經濟轉型。就體制模式的轉軌而言，我們正從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伴隨市場化的深入和完善，資本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由行政計劃體制轉入市場競爭體制，其競爭性的效率是不斷提高的，從要素效率來看，依我國的經驗，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生產函數中，若引入市場化（非國有化）率指標為變量，實證分析表明，市場化越深入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要素效率，特別是資本要素效率的提高作用越顯著。正因為如此，才使得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僅是增大要素投入量的結果，同時也是要素效率提高的結果[6] 。從結構效率來看，市場化的深入使資源配置的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資源日益從低效率部門轉向相對高效率的部門，這種產業結構的演變，對經濟增長的效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這種體制性推動的結構演變產生的效率，甚至超過技術進步對增長效率的貢獻。只是進入新世紀以后，在全要素效率內部，市場化進程帶來的體制性效應和凈技術進步效應的比例關系才發生新的變化，體制性效率的提升趨于穩定，而凈技術進步對增長效率的貢獻上升速度逐漸加快。這一方面說明隨著市場化體制改革速度的平穩，經濟增長全要素效率提升越來越依靠技術創新，另一方也說明，在未來的發展中，大力推進市場化進程，完善競爭秩序，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效率提升有著巨大空間，因為我國畢竟還是一個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轉軌的經濟體，距離完善的市場經濟目標尚有很長的路。[7]在新時期深化市場化進程本身也面臨一系列新的歷史特點，一是改革的重點從商品市場化逐漸轉為要素市場化。改革開放到目前，我國商品市場化（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基本實現，絕大部分的商品價格已由市場定價，但我國要素市場化的進程可以說尚處于發育初期，包括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的發育尚極其不足，無論是各類要素市場的競爭主體機制（產權制度）還是要素市場的競爭交易機制（價格制度）都還處在構建中，且不同的要素市場發育在總體水平不高的基礎上存在著極不均衡的狀況。二是改革的難點從構建市場體系逐漸轉移至構建市場秩序，或者說從擴張市場作用空間（市場化的數量方面）逐漸轉向完善市場秩序（市場化的質量方面），包括市場競爭的內在秩序，即：競爭的主體秩序（企業產權制度——回答“誰在競爭?”的問題）；競爭的交易程序（價格決定制度——回答“怎樣競爭？”的問題）。也包括市場競爭的外在秩序，即：市場競爭的法制秩序（從法制上以公正保護市場內在競爭秩序）；市場競爭的道德秩序（從道德上以誠信弘揚市場內在競爭秩序）。如果說市場經濟在規模和數量建設方面存在極限，畢竟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市場經濟社會，那麼市場經濟在質量和效率建設上將是一個持續的歷史進程。對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來說，推進這一歷史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對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有著關鍵的作用。

其次，從產業組織和市場結構的改進中尋求技術創新的能力提升。經濟發展史表明，技術創新的主體應當是企業，而不應當是政府，盡管政府在技術創新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以企業為行為主體實現創新，運用的經濟機制應當主要是市場體制而不是行政計劃體制，盡管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可或缺。這就要努力改進產業組織狀況和市場結構，以提高市場競爭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效率。產業組織和市場結構處理的根本問題是規模經濟和有效競爭的命題，對于技術創新來說，重要的一點便在于合理構建企業規模，同時努力提高競爭的充分性。一般來說，重大的戰略性和持續性的技術創新，主要依靠大企業。因為只有大企業，尤其是市場占有率和集中度較高的大企業，不僅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創新，而且能將高研發的高投入風險盡可能廣泛地分散，其單位產出均攤的創新風險成本越低，企業承受風險的能力便越強，而技術創新最為關鍵的恰在于如何化解其中的高風險。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固然不可缺少，但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更多地是個別產品創新，工藝創新或局部技術創新，尤其是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雖具有更靈活的學習和借鑒能力，但總的來說其創新力往往與單一產品的市場生命周期相聯系，難以持續。如何構建一個合理的大中小企業的產業組織結構，使企業具有普遍的規模經濟，同時又在市場結構上支持企業創新力的提高，是我國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

對于我國來說，培育具有創新力的大企業，關鍵在于如何使國有企業真正具備現代企業制度和行為特征。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在于大型和特大型企業，多為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尤以央企為主，因此，如果說重大戰略性技術創新的主體應當是大企業，那麼，在我國便主要是國有企業，而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所需運用的機制又首先是市場競爭機制，而不是政府行政機制，那麼，在我國依靠大企業作為重要的創新主體，便遇到一個特殊的問題，即如何使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真正接受市場規則的硬約束？進而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問題，政企分離問題，公司治理問題等等，便成為約束企業技術創新力的重要內在制度因素。從外部競爭環境來講，如何構建合理有效的市場結構，使國有大企業面臨充分有效的市場競爭壓力，而不是在壟斷條件下，特別是借助于市場力量和行政雙重作用形成的壟斷條件下進入。顯然，這些問題的處理不僅十分艱難，而且獨具中國特殊性，但正是這種獨具中國特性的問題的處理，才能為中國經濟的技術創新力提升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