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員近日放出了漲工資的喜訊，說是要讓職工工資“年均增長15%，‘十二五’期間翻番”。這本該是天大好事，勞動人民該奔走相告才對，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消息招來罵聲一片。綜合來看，大眾怨言集中于三個擔心：一是擔心物價漲得比工資快，二是擔心政府開空頭支票，三是擔心自己當分母被平均。
　　必須承認，人社部的用意是好的。要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沒有錢不行。說到底，要讓民眾分享改革成果，還是要增加居民家庭的實際購買力，這就勢必要增加工資，增加勞動回報。
　　真正的問題在于可行性。每提起漲工資動議，就有人講到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故事。這個在1960-1971年間，由池田勇人內閣制定并實施的計劃，引入了最低工資制，擴展社會保障，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使得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計劃規定的目標。到了實施該計劃的第七年，便已實現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到1970年該計劃完成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不過，我們光看現象是不夠的。也要注意到，日本式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立足點是在一個相對確定、較短的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的途徑，來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同時，還配套建立健全了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也就是說，漲工資是結果，而不是手段。盡管如此，經歷這十年之后，也有人說，在日本，通貨膨脹、兩極分化、都市病等問題因此愈益嚴重。
　　從此出發，我國這次的漲工資方案或許確存在瑕疵。按照媒體報道，該方案除提高社會工資，還有建立對低收入階層補貼保障機制、提高住房貨幣補貼的標準等。其他的配套措施中，不過只有將個稅起征點調高到3000元而已。這樣看去，中式“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實仍集中于在短期內，通過各種渠道來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這就無怪，民眾中會有如何提升收入的質疑聲音。
　　從學理上看，伴隨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確實需要隨著經濟增長比例而增長。只有讓勞動者收入增加才能匹配國民收入增長，才能系統解決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眾所周知的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取得的發展奇跡，盡管總量龐大、增速迅猛，但主要來自投資拉動，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長路徑，這也勢必導致分配結構的畸形——誰承接投資、誰掌控資金，那么有關的部門和領域中的人就受益良多。
　　從這個角度出發，要讓民眾及時地分享改革成果，或許不能僅靠“人人漲工資”，因為這需要等待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進展，遠水不解近渴；或許更要靠“重新分蛋糕”這個總被忌諱提及的論題。這其中至少包括，對稅制的持續優化、對吏治的持續整治和對尋租的充分遏制。更要重視的是，為確保隨之而起的通脹不吞噬社會底層民眾微薄的收入，基數本來就低的企業退休人員、特困家庭等的收入漲幅要顯著大于在職人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