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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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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業改革配合城鎮化發展 |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表示，中國未來發展趨勢將是由工業化城鎮化兩者并舉，逐步向以城鎮化為主導的方向轉移。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這其中包括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股權性資本的比重，金融創新等。
未來經濟發展逐步向“城鎮化”主導轉移
李揚指出，中國改革開放32年來，經濟發展的引擎是“工業化”和“城鎮化”。但是由于我國的發展是從非常低水平的、還沒有溫飽的水平上向溫飽的水平發展，所以，工業化很自然成為一個長期以來主導性的因素。
李揚強調，我國的城鎮化是由工業化引致的，所以這是一種引致性的城鎮化。“工業化先導是中國發展道路的優勢，盡管有些人認為城鎮化速度落后于工業化速度是中國的一個缺陷，但這恰好是中國的優勢，因為它使得我國避免了像拉美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早出現大城市通脹以及貧民窟遍地的社會弊端。”
“中國的工業化已經進入中后期，而在中國的沿海地區，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而城鎮化則方興未艾。所以，工業化和城鎮化并舉，逐步向城鎮化為主導的方向轉移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李揚指出。
中國的城鎮化模式正在轉變
李揚指出，中國慣有的勞動力流動模式為“候鳥式”，這種流動模式有自身的特點和趨勢。第一這些勞動力不謀求移民，不謀求成為他所工作的那個城市的居民；二是這些勞動力所取得的收入會匯回到農村，這會造成大規模的資金流動；三是這些勞動力的消費活動除了吃穿等最基本活動發生在城市外，一些耐用消費品，特別是住房、醫療等消費還是在農村。“可以說，這樣一種人口流動格局事實上固化了我們城鄉的分隔格局。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沒有像城市居民那樣呈現不斷升級的態勢。相反，他們的消費結構甚至表現出低級化以及恩格爾系數逆轉的趨勢。”
“中國的城鎮化模式正在改變。”李揚指出，流動勞動人口的成分正在發生變化，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農民工的主體。2010年上半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到總流動人口的60%，總數達1億以上。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到城市去的動力和他們的父輩不同，他們不再滿足于僅僅去城市掙錢，而是謀求在就業的城市中成為居民。所以，農民工從“候鳥式”流動人口轉變為“移民”，不僅需要制造業繼續穩定發展，而且對城市社會服務、社會管理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也提出了巨大需求。
“中國城鎮化模式的改變影響極其深遠，意味著未來中國城市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保持相當大的規模。那么這些要謀求成為移民的農民工的需求要由城市來提供，由政府來提供，由社會來提供。”李揚說。
李揚進一步說，這樣一種新型的轉變在五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由于城鎮消費型的投資會迅速增長，將會使得國內消費需求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第二，將刺激整個服務業發展，從而改善中國的產業結構；第三，基礎設施改善和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等一些新興戰略產業會發展起來，從而提高中國的科技水平；第四，教育水平將得以大幅度提高，從而提高中國的人力資本；第五，收入分配差距將因農村居民的減少而縮小，同時通過城鎮化在中西部地區的擴展，地區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將縮小。這樣一種戰略型轉變，和我們經濟發展戰略轉變是一致的，并且成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最主要的動力之一。
金融業要大力促進城鎮化發展
“從工業化指導轉向城鎮化指導，將使得投資主導型模式得以持續，但是投資的領域將發生變化。”李揚指出，由于城鎮化發展對服務業的需求，商業餐飲、社區服務、醫療衛生、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等行業將得到投資者青睞。同時，投資性質也在改變，工業化指導投資和城鎮化指導投資性質上非常不同，風險不同、商業可持續性不同、所需要的價格和收費環境不同、需要的稅收待遇不同。因此，金融業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金融業要應對城鎮化大發展，需要實施配套改革，糾正扭曲的資金供應結構。這就需要我們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提高股權性資本的比重、引進外資(主要是FDI)、聚合各種性質的投資(包括PE、VC)和金融創新等。
李揚表示，應對中國城鎮化模式發展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還包括地方融資平臺，這個問題顯示了中國整個金融結構中的矛盾。他說，地方性融資活動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但風險不容忽視。分類看來現在地方融資平臺大致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商業可持續性的；第二種是本身有一定商業性來源，但需要第三方還款的來源才能夠支撐；第三種是基本沒有現金流，以及可能損失的項目。對第一類，第二類，政府應當給予支持，讓他明確化，浮在水面上，而對第三類，政府要高度關注它并采取措施，地方政府需要承擔重要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