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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說，中國搞不了大規模的農場。從國際上看，巴西平均一個農場有4、5千公頃，相當于一個鄉的規模，美國在糧食主產區，隨便開一個農場也是1千多公頃。但是看一下東亞的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現代化，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這里大規模的農地集中是無法形成的。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都實行了溫和的土地改革，都限制土地兼并，都限制資本下鄉，防止土地重新集中形成大地主。
中國每個農戶的土地規模只有0.6公頃，不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百分之一，跟巴西比更是差了幾百倍。在今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當中，中國不能夠承受大規模的農村土地兼并，小農的大量破產，會付出社會、政治方面的代價。至少在50年甚至100年時間里，中國小規模農地的家庭經營格局不能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所以說農村改革以來，中國的農業政策，最核心的就是不斷強化農民的土地權利，由15年到30年，再到長久不變。讓這個權力永遠是農民的，還可以繼承。
當然，權力的內容是不是充分更重要。現在農民承包經營權還不能買賣，也不能抵押。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講要擴大農民承包經營權的權能，因為如果土地完全不可以融資的話，農民要得到貸款非常困難。但是不要把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作為從根本上緩解農民貸款難問題的方法。應該說，中國還沒有到允許大規模土地兼并的階段，對土地的買賣、承包經營權的買賣有一些限制政策是必要的。俄羅斯1990年就實現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但是到2000年議會才通過法律允許農地可以買賣。
另外，農民行使土地權利的能力一定要有。家中有地，進退有路。金融危機的時候沿海地區2000多萬農民工失去工作，馬上就回到農村去了。如果這2000萬人回不到農村，就要帶來很大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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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糧食供求平衡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