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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共享：主導人類社會

對物聯網未來前景的興奮在于極高的生產力會將萬事萬物連接到一個全球性的網絡中，人類向商品和服務近乎免費的時代加速邁進，21 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走向沒落，協同共享將取而代之，成為主導經濟生活的新模式。
　　我們習慣于將資本市場和政府視為管控經濟生活僅有的兩種方式，以至于忽略了這兩者以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于傳遞政府和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經濟模型。共有模式在資本市場和政府出現之前就已存在，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體制性自營活動。
　　當代的共有模式是數十億人口參與社會生活的方式。它由數百萬的自營（大多數是民主的）機構組成，包括慈善機構、宗教團體、藝術和文化團體、教育基金會、業余體育俱樂部、產銷合作組織、信用機構、醫療機構、倡導團體、建筑物區分所有權人組織和無數能夠生成社會資產的正式和非正式機構。
　　傳統的民主性共有模式至今仍存在于世界各地。在農村，當地的資源被（土地、水源、森林、漁業、牧草等）集中并由村民們共同使用。關于征用、耕種、分發和資源循環利用的決定在民主的基礎上由共有模式中的成員共同做出。此外，違反慣例或條約的制裁或懲罰措施會寫入組織章程，使共有模式成為一種自營的經濟體。在以物質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中，共有模式已經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模式，因為產銷的最終目的是使用而不是交換。它們是當今循環經濟的早期原型。
　　考慮到共有模式誕生的政治環境，它的成功就更加引人注目。大體上看，共有管理出現在封建社會，勢力強大的君主剝削當地百姓，強制百姓在莊園勞作或用其生產的部分產品交稅。受剝削的百姓走到一起共享勞動所得成為他們優化自有財產的僅有方式。由此得到的啟示是，以民主自營形式分享共有資源的做法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是有強大生命力的經濟模型。
　　席卷歐洲大陸的圈地運動導致了封建社會的瓦解，萌生了現代市場經濟和之后的資本主義體制，結束了農村的共有模式，但共享的精神仍然存在。農民把之前的經驗帶到了城市，在城市里，工業革命帶來的工廠主扮演了和封建君主同樣的剝削者角色。城市工人和新興中產階級同他們的農民先驅者一樣，投入他們的共有資源（這一次是以工資和勞動技能的形式）建立了新型的自營共有模式。各類慈善機構、學校、醫院、貿易聯盟、合作社和大眾文化機構如雨后春筍般迅速涌現，為19 世紀的公民社會奠定了基礎。這些新型共有機構由社會資本籌資，在民主精神的指導下經營，在改善數以百萬計的城市居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20世紀，公民社會通過免稅組織的形式實現了體制化，甚至部分轉化為非營利組織。今天，就其純粹的社會職能和機構分類而言，“公民社會”和“非營利組織”兩個詞是通用的。現在，一個新的趨勢是更多使用“社會共有”一詞，不再做以前的區分。
　　從封建共有過渡到社會共有的漫長歲月里，一代又一代人已經把民主自營的原則理念打磨成了一個精細工藝。當前，全球很多國家的社會共有都比市場經濟發展要快。可由于社會共有創造的大部分是社會價值而不是金錢價值，所以經濟學家往往會忽視社會共有。然而，社會經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一項針對40 個國家的調查表明，非營利性共有組織的運營支出達到了2.2萬億美元。在其中8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法國、比利時、澳大利亞、捷克和新西蘭，非營利性共有組織的生產值平均占本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5%。這些國家非營利性共有組織對GDP的貢獻高于其他所有公共設施領域，與建筑業持平，與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服務業的占比也相差不大。
　　社會共有的產物使社會以文化實體的形式存在。市場和政府是人們社會身份的延伸。如果沒有社會資本的持續補充，市場和政府就無法獲得足夠的信任而發揮作用，然而人們還是將社會共有輕蔑地劃歸為“第三領域”，好像它沒有市場和政府重要似的。
　　然而，我們會不會有一天一早醒來，發現所有社會團體組織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社會迅速萎縮和滅亡？如果沒有神社、學校、醫院、社區服務小組、倡導團體、體育和休閑設施、藝術和其他文化機構，我們將失去使命感、認同感以及將人類聯結成一個大家庭的社會紐帶。
　　資本主義市場在私利的基礎上受功利性驅動，而社會共有受集體利益和與他人分享的精神驅動。如果說前者奉行的是產權、購者自慎和自治，那么后者推行的則是開源創新、透明度和對社區建設的追求。
　　共有的形式之所以在當今社會比在以往任何一個歷史階段都受重視，是因為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全球性的高科技平臺，該平臺的根本特點在于它可以優化共有模式的核心價值和運營原則，從而使這一歷史悠久的體制重新煥發活力。
　　物聯網是新興協同共享模式的“科技精神伴侶”。物聯網的基礎設施以分散的形式配置，旨在促進協同效應，使物聯網成為促進社會經濟的理想技術框架。物聯網的運營邏輯在于優化對等生產、全球接入和在公民社會中培養并創造社會資本的敏感程度。建立物聯網平臺的根本初衷在于鼓勵分享型文化，這與共有模式相得益彰。物聯網的這些設計特點帶領社會共有走出陰影，賦予它一個高科技平臺，使其成為21世紀決定性的經濟模式。
　　物聯網讓數十億的人通過點對點的方式接入社交網絡，共同創造組成協同共享的諸多經濟機會。物聯網平臺使每個人都成為產消者，使每項活動都變成一種合作。物聯網把所有人連接到一個全球性的社區中，社會資本繁榮的規模前所未有，使得共享型經濟成為可能。沒有物聯網平臺，協同共享既不可行，也無法實現。
　　“協同”這個形容詞直到20世紀才出現。使用谷歌強大的Ngram Viewer 詞匯查找功能可以一窺這個詞的變化。研究人員可以使用Ngram Viewer 服務查找1500~2008 年出版的500 多萬本圖書，確定某一個詞初次使用是在什么時間，以及之后使用頻率的增減。查詢結果清楚地顯示，“協同”第一次使用出現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自20世紀60年代計算機和互聯網作為點對點互動通信媒體出現后，“協同”一詞的使用率一路飆升。
　　協同共享已經對經濟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市場正讓步于網絡，所有權正變得沒有接入重要，追求個人利益由追求集體利益取代，傳統意義上由窮變富的夢想轉變成對可持續高質量生活的渴望。
　　在不久的將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將失去主導社會的地位，因為協同主義的時代即將到來。年輕的協同主義者吸取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精華，同時去除了自由市場和官僚體系的核心本質。
　　物聯網分散和互聯的本質深化了個人參與創業的程度，該程度和個人在社會經濟中協同關系的多樣性和強度成正比。這是因為通信、能源和物流的民主化會使每個個體變得強大，但這要求個體必須參與到社會資本支撐的點對點網絡中。一個通過提高社會內涵來增強自主創業精神的時代即將到來。毫無疑問，聰明杰出的“千禧”一代認為他們是“社會創業者”。對他們而言，其創業者的身份和社會成員的身份將不再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促進。
　　數百萬人正在把經濟生活的一部分從資本主義市場向全球性的協同共享轉移。產消者不僅在協同共享下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模式制造并分享自己的信息、娛樂、綠色能源、3D打印商品和大量的慕課，他們還通過社交網站、租賃商、“物質再分配俱樂部”和合作社以較低或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模式共享汽車、房屋甚至衣物。越來越多的人同樣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模式在患者主導的醫療體系中協同合作以提高診斷技術，尋找解決頑疾的治療方案。年輕的社會創業者正在創建生態敏感型企業，通過眾籌資本組建新公司，甚至在新經濟模式下創造另外一種新的社會貨幣。結果是，市場上的“交換價值”正逐漸被協同共享下的“共享價值”替代。當產消者在協同共享中分享自己的商品和服務時，市場經濟中的交換法則與社會生活就越發不相關了。
　　當前經濟學家、商業領袖和官員們就有關世界范圍內可能產生的新型經濟長期停滯的激辯預示著市場經濟交換價值向協同共享中的共享價值轉移這一大變革。
　　“大蕭條”后，全球GDP一直保持增長，但增速放緩。雖然經濟學家指出了一系列原因，如能源價格過高、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增長緩慢、消費者和政府債務過高、全球收入大幅流向富人、存在消費者風險規避現象等，但是可能還有一個更深遠的潛在因素（雖然還在初期）能夠解釋GDP增長的放緩。當越來越多的領域中的商品和服務生產的邊際成本趨近于零，利潤受到擠壓，GDP也會逐漸降低。同時，因為商品和服務接近免費，市場中的購買行為也會減少，而這將再次降低GDP。甚至在交換經濟中，購買行為也在減少，因為人們在共享經濟中循環利用，延長了之前所購商品的使用周期，這也導致了GDP的流失。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青睞訪問權而不是所有權，他們只愿意付錢購買汽車、自行車、玩具、工具或其他商品的有限使用時間，其結果就是GDP的降低。同時，自動化、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替代了數百萬人的人力勞動，消費者在市場上的購買力繼續收縮，進而減少了GDP。而且，隨著產消者人數的增加，更多的經濟活動正在從市場上的交換經濟轉向協同共享下的共享經濟，這使GDP再次縮水。
　　問題是，雖然導致經濟停滯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個更顯著的導致經濟停滯的改變正在顯現，那就是資本主義體制的緩慢衰退和協同共享的興起，在協同共享下，市場資產的積累對經濟水平的影響變小，社會資產的增加對經濟水平的影響增大。未來幾年或幾十年的GDP下降將逐漸促進充滿活力的新型經濟模式的誕生，這一新型經濟模式將采用全新的方式衡量經濟價值。
　　全球范圍內對評定經濟成功標準的討論很好地彰顯了這一變化。傳統意義上，GDP對資本市場經濟表現的度量標準僅限于把每年商品和服務數量相加，經濟增長不區分積極和消極。用于清理有毒廢棄物、加強警務防護、升級監獄設施和軍事撥款的增加全部包含在了GDP之內。
　　今天，經濟生活正在發生改變，金融資本和市場中商品和服務的交換逐漸過渡為社會資本和協同共享中商品和服務的共享，這種過渡正在重塑社會對經濟績效評價標準的思考。歐盟、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很多工業化及發展中國家已經發布評定經濟發展的新標準，強調“生活質量”，而不僅僅是經濟產出的數量。社會效益（包括公民受教育程度、醫療服務可用性、初生嬰兒死亡率、平均壽命、環保工作力度、可持續發展、人權保護、社會的民主參與度、志愿者人數、公民休閑時間長度、貧困線下人口比率、財富的合理分配）已經優先成為政府評定社會中大體經濟水平的眾多方法之一。隨著未來幾十年市場經濟的衰退，GDP作為評定經濟績效重要指標這一地位將不可避免地下降。21世紀中葉，協同共享下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成為衡量各國經濟水平的指標。
　　在交換經濟和共享經濟的角力中，經濟學家最后的擔憂是如果所有事物都接近免費，那么研發新商品和服務的動機就不復存在，因為發明者和創業者無法收回先期投入。但開源法律文件正在從知識產權條例中解放出來，在此基礎上，數百萬產消者在社會共有下協同工作，創建新的IT和軟件公司、娛樂形式、學習工具、媒體產物、綠色能源、3D打印商品、點對點醫療研究項目和非營利性社會創業經營機構。其結果是大量的創新得以涌現，至少與20 世紀資本主義市場出現的創新數量持平。
　　協同共享帶來的創新民主化正孕育著一種新的激勵機制，它更多的是基于提高人類社會福利的期望，而不那么重視物質回報。這種激勵正有效地發揮作用。雖然資本主義市場不大可能消失，但它將不再是定義人類文明經濟日程的唯一因素。雖然有的商品和服務邊際成本足夠高，能夠通過市場的流通為投資帶來足夠的利潤，但在一個更多商品近乎免費的世界，社會資產發揮著比金融資產更重要的作用，經濟生活更多地活躍在協同共享之下。
　　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僅僅在于撰寫一份關于推動協同經濟模式計劃的冗長清單，因為關于萌芽時期的協同模式已經有數百篇文章和幾十本書討論過了。本書關注人類行為的這次改變是怎樣使我們在資本主義時期賴以生存并建立機制的核心價值作廢的。本書還將探討驅動新協同紀元的新價值觀和新體制。
　　直到現在，很多關于協同文化日益興起的著作和文章都認為，雖然這種組織商業的新模式破壞力很強，但它不會最終威脅到資本主義市場和社會主義的最高假設。對許多推崇協同經濟模式的說客而言，他們認為協同模式在未來將大幅提高公民在社會中的參與度和社會創新度，促使我們將幾乎所有領域內的機構設置為扁平式，但最終都會納入更人性化和高效的資本主義市場。
　　環視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當前配置可以發現，資本主義還在發揮著能量。全球《財富》500強企業繼續掌握全球商業的操控權，2011年，全球500強企業的收入比這一年全球GDP的1/3 還要多。考慮到資本主義系統的巨大能量和廣泛性，很難想象一個資本主義逐漸消失的世界將是什么樣子。
　　我們需要考慮資本主義之后以何為生的部分原因是我們并不清楚資本主義是如何形成的。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要退后一步，回顧一下歷史上關鍵的經濟模式變遷，以及社會機構如何隨之改變。縱觀歷史，大規模經濟轉型都出現在人類發現新能源并建立新型通信媒介之時。能源和通信媒體的融合建立了重組時空動態性的矩陣，從而使更多的人走到一起，在復雜的、互相關聯的社會組織中凝聚在一起。附屬的科技平臺不但成為基礎設施，也決定了組織運營經濟的方式。在19世紀，蒸汽驅動的印刷術和電報成為一種新的通信媒介，將基于煤炭動力的復雜的鐵路和工廠系統連接起來并進行管理，這樣就將全國人口密集的城市連接起來了。在20世紀，電話和之后的廣播、電視成為管理和經營一個地域分散的石油、汽車和郊區市場以及大眾消費者社會的通信媒介。在21世紀，互聯網在全球相互關聯的共有模式下成為分配可再生能源、自動化物流和運輸的通信媒介。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科技平臺是集中化的，命令和控制都是自上而下的。這是由于化石燃料只能在部分地區開采，需要集中管理才能把產品提供給最終消費者。反過來，需要集中、垂直整合的通信媒介應對新能源出現帶來的商業交易加速。
　　建立集中式通信/能源矩陣的巨額資本支出意味著，依靠這些技術平臺的新興工業或商業企業需要為自身創建一個貫穿整個價值鏈的大型垂直整合運營體制，這是保證規模經濟足以收回投資成本的唯一途徑。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建立垂直整合企業的大量先期投資需要巨額投資資本。
　　然而，投入大量資產是值得的。將整個價值鏈帶到同一個屋檐下使企業避免了很多高成本的中間環節，降低了邊際成本，進而極大降低了商品和服務的售價。但諷刺的是，同樣的垂直整合使得一些市場領導者壟斷了各自的領域，阻礙新參與者推出降低邊際成本的新技術，進而奪取據點和足夠的市場份額以便更高效地競爭。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物聯網基礎設施通過其開放的架構和分散式的特點，利用近乎零邊際成本的區域分散并行生產特點和全球網絡，使協同共享下的企業打破資本主義市場中大公司通過垂直整合形成的壟斷。
　　物聯網的技術平臺依賴隨處可見的可再生能源。而且，當日益成熟的技術價格越來越低廉，在未來10 年后像手機和計算機一樣便宜時，先期針對科技的固定投資收回后，西下的斜陽、檐下的清風和廚房中廢棄物轉化成的生物能都是免費的，就像我們現在在互聯網上創造和分享的信息一樣。然而，分散的可再生能源需要協同組織到一起，并且在社區和區域以點對點的方式共享，這樣才能有足夠的規模經濟把邊際成本降到接近于零。由于物聯網是一個分布式、協同和點對點的技術平臺，這就注定了它將成為唯一一個能夠靈活地管理相似可再生能源的機制。
　　分散式物聯網基礎設施上線的固定成本雖然很高，但遠低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集中式科技平臺的籌建和維護成本。不但固定成本減少，物聯網還拉低了商品和服務生產及配送過程中通信、能源和物流的邊際成本。通過去除價值鏈中幾乎所有中間環節的交易成本，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合作社和其他非營利性商業機構）和數十億的產消者可以在協同共享下以近乎零的邊際成本直接分享商品和服務。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的下降極大降低了在分布式點對點網絡中創建新企業的入市成本。低廉的入市成本鼓勵更多人成為潛在的創業者和協同工作者，在共有模式下生產并分享信息、能源、商品和服務。
　　物聯網基礎設施和協同共享帶來的變化遠遠超越了商業領域。每種通信/能源矩陣都伴有一組建議，提示它們如何利用新科技帶來的機遇組織社會和經濟生活，這些建議反映了新技術投入應用的可能性和潛力。這些建議在龐大的信仰系統中被推崇，這個系統認為社會的新經濟模式遵循自然法則，因此是組織社會生活的唯一合法途徑。在歷史上，我還不知道哪個社會對自然法則的看法與它和環境的關系不一致。通過建立自然觀（復制了其影響世界的方式），每個社會都應感到安心，因為它們知道自身的組織方式符合自然法則。一旦這種無意識的自我審定在公眾心中根深蒂固，那么任何關于社會和經濟組織方式的批評或質疑都會被認為是異端，是愚蠢的，因為它與自然和宇宙法則相悖。縱觀歷史，決定各經濟模式的宇宙論在保持社會穩定方面最終都比軍隊做得出色。
　　這就是為什么模式的轉變不僅具有破壞性，而且是痛苦的，因為這不但質疑了支撐社會和經濟模型的假設，同時否定了與之相伴的信仰系統和掌控這些模型的世界觀。
　　為了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市場向協同共享轉變時巨大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心理變化，可以把這次變化的影響等同于人類歷史上中世紀晚期由封建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市場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在每個事例中，理解通信/ 能源矩陣的變化如何激發經濟模式的轉變、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世界觀，可以幫我們更好地認識引領經濟前行并把我們帶入當代社會的演化機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可以讓我們以歷史的視角探尋如何應對全球經濟范式轉換（這一次是從資本主義市場過渡到協同共享）帶來的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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