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組治理難題，不同的解決方案
當前的國際社會面臨著三個層面的治理難題：第一個是個人和社交網絡層面，第二個是超越國界的社會層面，第三個是國際和全球層面。在第一個和第二個層面，中美兩國面臨的挑戰有相似之處，但理念和處理方式十分不同。中國強調個人自由應當服從社會秩序和國家意志，嚴格管理民間社團（即美國人所說的“非政府組織”及其代表的“公民社會”）和宗教組織，反對國家分裂。中國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歐、中亞等地發生的反政府“顏色革命”和2011年以來以“阿拉伯之春”為代表的中東政治動蕩持強烈的警惕態度，反對西方國家干涉內政。美國政府雖然也關注網絡安全等問題，并以國家安全和反恐為由限制美國公民的自由和隱私權，但就其政治原則而言，是認可通過互聯網、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進行文化、宗教、意識形態滲透的。
簡言之，中國人傾向于認為中東、中亞、非洲等地區出現動亂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煽動、干涉，以及當地人照搬西方民主自由的錯誤行為；而美國人則將動亂歸咎于當地統治集團的腐敗、獨裁及對民主權利的踐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經濟全球化中長期掩蓋著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矛盾凸顯。金融危機的后果開始向社會和政治領域蔓延，不僅出現了“阿拉伯之春”等亂象，相對發達的西班牙、希臘和以色列等國家也相繼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英國倫敦還發生了騷亂。在亞洲，印度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反腐敗游行。2011年9月，美國民眾發動了“占領華爾街”運動。世界各地極端天氣頻繁出現，使對于氣候變化議題的討論愈加激烈。
未來幾年，對全球治理的改革需求將愈加強烈。中國、美國同世界各國一樣，都有改善全球治理，實現一個更加安全、公正、自由、繁榮的世界的訴求。但是，中美兩國在如何推動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改革方面，存在著認識和政策上的沖突。
美國對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的看法，仍然基于幾十年來一直奉行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堅持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原則。從最近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調整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等的簽署，可以清晰看出其企圖掌握全球政治經濟資源和國際規則的“頂層設計”，突出勞工權益、生態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低碳經濟等有利于美國的國際規則，維護美國在國際競爭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但是，美國也注意到過去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在新的全球環境和新的全球力量對比下已經難以為繼，必須進行改革。中國要求在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制定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提出維系新興經濟體在其中占據相對優勢的制度或規則，在金融、貿易、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上尋求發展中國家和俄羅斯的支持。可以預料，中美不同治理模式的競爭將趨于激烈，其實質是爭取全球治理改革的話語權，集中表現為對國際規則的掌控、運用、闡釋和創設。
但是，中美在國際秩序和規則中的競爭，并非完全代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世界政治、經濟板塊。美國同歐盟、日本等的發展模式和政治、經濟訴求并不完全一致。今日中國雖仍然具備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經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拉開了距離。
首先，總體而言，中國的經濟規模、發展速度和潛力遠遠超過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兩倍于其他金磚國家，在未來10年中，這一差距可能繼續拉大。中國現在的商品出口額是其他4個金磚國家總和的兩倍，外匯儲備是它們總和的三倍，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它們總和的兩倍，占世界總排放量的30%。中國在節能減排、環境治理、維護全球貿易體系的開放和穩定、保護知識產權、網絡與太空安全、防止核武器擴散、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行為等諸多方面承擔了更多的國際義務。這不能僅僅被視為應對國際壓力、改善國際形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國以量力而行、權責對等的方式承擔國際義務是促進自身長遠利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
其次，中國的經濟結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差距，與這些國家在經濟方面的摩擦也在增多。俄羅斯、巴西、南非等新興大國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可以倚仗豐富的自然資源出口初級產品，而中國則需越來越多地進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以大力發展制造業。基于國際分工以及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制造業，在中國形成了產業中心。如何借鑒這些制造業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中國制造業的整體水準并發展自主知識產權，是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關系中的重要環節。
中國通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而獲得快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傳統的南北關系理論思維和分析框架是有缺陷的。中國傳統的主流觀點認為，處理南北矛盾、縮小南北差距的根本途徑，是要打破和消除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掠奪和剝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加快，中國政府對南北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態度發生了微妙卻顯著的變化。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報告和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都號召“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是，2005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卻將這一提法改為“中國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此后，中國官方正式文件不再強調“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2011年，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指出中國要“積極參與多邊事務和全球性問題治理，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可以理解為，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并非完全不公正、不合理，但是需要改革。這份系統闡述中國對世界看法的白皮書還指出：“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為更多國家提供了通過經濟發展和互利合作實現振興的歷史條件，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也可以理解為，在現存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只要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創新，是完全可以實現現代化發展目標的。
綜上所述，中美兩國在新的全球環境下既會產生激烈的競爭，也必須尋求深層次的合作。從客觀上說，中美在全球范圍內的利益匯合點多于沖突點。能否避免對抗，實現合作共贏，還取決于兩國領導人的戰略遠見和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