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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第3章哈里·懷特不可思議的崛起

在哈里·懷特看來，他的人生真正始于1930年，那年他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向名人錄《誰是誰》提供的個人簡介里對此前的經歷沒有任何記錄。
　　實際上，哈里的人生是在38年前查爾斯河對岸一個寒酸得多的環境下拉開序幕的。然而，哈佛在某種意義上仍然代表了一次重生。哈里是小商販的兒子，直到30歲第二次參加大學本科入學考試時才突然醒悟。他開始對政治產生了愈加濃厚的興趣，雖然第一次入學考試時，他連公民和美國歷史考試都沒通過。經濟學是實現政治目標的一種手段。“很快，我就認識到，大部分政府問題是經濟問題，”數年之后他對一位朋友說道，“因此我選擇繼續研究經濟學。”哈里找到了他的興趣所在。
　　哈里出生于1892年10月29日，是全家七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在他出生后四個月，他的父親雅各布成為了美國公民。1885年，雅各布和妻子薩拉隨著立陶宛猶太人逃離俄國沙皇大屠殺的移民大潮來到美國。其家族姓氏維特（Weit）似乎贏得了一位持有進步主義立場的美國移民官的好感，因為他覺得維特這個名字比維斯（Weiss）要好。當時雅各布25歲，在波士頓五金和陶瓷餐具業謀生，一度生活拮據，但最終攢夠錢自己開了店。一家人在燈塔山腳下的洛威爾街57號安頓下來，這里是繁忙喧鬧的出租戶地區，高架列車在房頂上方轟鳴而過。1897年，雅各布按照英語習俗將家族姓氏改為懷特（White）。
　　孩童時代的哈里性格內向，除了鄰里那些欺負人的大孩子外，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雖然家庭很重視他的教育，他也曾是學校韋伯斯特文學俱樂部的小組成員，每周與小組的其他孩子聚會一次討論各自的作文，但是他并未顯露出任何天資過人之處。1901年，在他9歲生日前不久，他進入老艾略特語法公立學校讀書。當時，他的家也已從高架列車的噪音和陰影下搬出，遷至薩勒姆街7號。那一年他的母親薩拉不幸去世。但父親的生意卻開始興旺起來，隨后他們又搬了一次家，這回搬到了波士頓郊區的埃弗雷特。1906年，哈里進入埃弗雷特高中就讀。雖然他的成績遠談不上優異（法語79分、化學85分），但是他只用三年時間就完成了四年的學業。1909年6月25日，《波士頓環球報》報道，哈里·“德克斯特”·懷特是當年埃弗雷特高中最年輕的畢業生，時年16歲，這也是哈里那神秘的中間名首次有據可查。高中同學形容他性格靦腆，但機智聰明。雖然個頭矮小，但他還是一位狂熱的網球迷和棒球迷。
　　在哈里高中畢業后兩個月，也是他的母親去世8年后，父親雅各布也去世了。這時，他家已經擁有四間五金用品商店。接下來的兩年里，哈里給家族的生意當簿記員，有時也會客串一下商店經理。1911年9月，他被馬薩諸塞農學院錄取，也就是現在位于阿姆赫斯特的馬薩諸塞大學。雖然他未能通過公民和美國歷史的入學考試，但他通過了英語考試并被有條件地錄取。他不可思議地將“農業”登記為他未來的職業。幾個月后，哈里通過了公民和歷史考試，但到了1912年2月他又離開學校重返家族生意。他的平均成績為80.8分，大大高于及格線，但這僅僅是因為他在軍事科學這門課上拿到了99分。
　　接下來的5年里，哈里在“J.懷特父子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很長時間。但他也表現出了強烈的公民意識，每周日上午他都在多徹斯特的猶太兒童福利院給高年級男生授課，還帶領他們參加童子軍活動。然而，哈里仍在尋找一個能夠改變人生的機會。1917年4月6日，國會通過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對德意志帝國的宣戰書，一個重要的機會終于來臨。6天后，已經25歲的哈里迫不及待地應征入伍，加入了美國陸軍。他提出申請并被位于紐約普拉茨堡的軍官培訓課程錄取，在夏天過后被授予陸軍中尉軍銜。在連隊的五名候選人中，懷特又被選中參加高級培訓，與幾百名軍官一道接受所謂的“鐵軍”訓練，之后又被分配到馬薩諸塞州的德文營訓練新兵。7就在他即將開赴海外之際，懷特結婚了，這也是他那個年代士兵們的通常做法。他的妻子名叫安妮·特瑞，是一位22歲的烏克蘭裔學生，后來成為一名事業有成的兒童讀物作家。
　　從各方面來看，懷特的軍旅生涯大體上波瀾不驚。他的分隊駐扎在位于法國的訓練和補給營地，沒有投入戰斗。1918年11月停戰協議簽署后，他回到家中，短暫地重歸家族的五金生意。但是這種本地小商人的生活已經不能令他滿足了。從1919年到1922年，他領導了一些旨在幫助軍人遺孤和窮人的組織，并于1920年搬到紐約市。正是在紐約，時年30歲的懷特決定在學術道路上爭取獲得成功。他于1922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府學。3個學期過后，他再次搬遷，這一次橫跨整個美國，進入斯坦福大學就讀三年級。正是在那里，他于1923年獲得頓悟。
　　1924年10月，懷特作為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成員畢業，經濟學成績名列前茅。第二年6月，他獲得碩士學位。一位教授后來將他形容為“積極進取、才華橫溢”，決心進入哈佛大學就讀博士學位，而后開始職業學術生涯。與此同時，他也表現出對進步派政治的熱情，這種熱情成為他此后華盛頓職業生涯的標志。1924年2月，懷特致信狂熱的自由主義者、威斯康辛州國會參議員老羅伯特·拉弗雷特，聲稱自己代表了一群成熟的斯坦福大學畢業生，敦促“斗士鮑勃”競選總統。人們“渴望為您的事業盡一份力”，懷特寫道，“他們最誠摯地敦促您注意如下的事實，我們的國家從來沒有比現在更需要一位領袖，而自林肯以來，沒有哪個人比您更加適合擔任這位領袖。他們正在等候指示，以盡全力推進您的事業。”最后，代表進步黨參選并承諾要將水務和鐵路國有化的拉弗雷特，在總統選舉中名列第三，位于共和黨候選人卡爾文·柯立芝和民主黨候選人約翰W.?戴維斯之后，但他仍然相當體面地贏得了17%的普選票。而懷特為了實現自己早先的抱負，于1925年又一次橫跨大陸，在哈佛大學開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懷特在著名的經濟學家弗蘭克·陶西格的指導下撰寫畢業論文，陶西格認為懷特是他最有前途的學生之一。這篇論文贏得了哈佛大學經濟系當年最佳論文獎大衛·威爾士獎（David A.?Wells Prize），并于1933年出版成書，題為《法國1880～1913年的國際收支賬戶》。正是從這項研究開始，懷特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與實體經濟的表現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所涉政策性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
　　雖然懷特研究的這段歷史時期距他論文出版僅過了20年,但也可以說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很久很久。1880～1913年是世界經濟史上自由放任主義鼎盛之時，古典金本位統治著世界，全球各國政府史無前例地放開手腳，允許本國國內及國際間經濟活動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接受由市場力量驅動的黃金追索權跨境轉移行為的調控（而黃金本身僅僅是在各國央行的金庫之間轉移）。到了1933年，形勢劇變，世界陷入大蕭條之中，金本位支離破碎，貿易量大幅下滑，失業率之高超乎想象。然而，懷特對國際經濟問題的思考和著述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當時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尋找重返“安全的黃金時代”之路，著名的猶太裔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用“安全的黃金時代”來形容一戰之前的30年。
　　懷特的論文顯示出他既不是舊時代的擁戴者，也不是新時代的預言家。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更像是個補鍋匠和工程師。他既贊賞經濟的內生機制，但也在尋找政府可以調節的按鈕，使經濟更好地運行。在論文開頭，他首先描述了傳統的、所謂新古典主義的理論，該理論闡述了資本的跨境流動如何反過來影響匯率、黃金流動、利率、信貸、價格和貿易，表明這個像鐘表一樣精準的體系如何令人嘆服地持續不斷回歸平衡。正是這種不間斷改變與系統性穩定的相互作用，被認為構成了戰前金本位體系的基礎。但是隨后，懷特著手用數據來檢驗這個優雅簡單的模型能否成立。他回到法國，這一次是作為一個平民而非士兵，并深入挖掘貿易數據。盡管懷特及其書籍的評審們均對他所使用的原始統計數據質量不甚滿意，但懷特融數據與邏輯于一體，合情合理地陳述了法國經濟與新古典等式并不十分同步的故事。
　　懷特的書讀起來并不引人入勝。其中完全看不到他寫給斗士鮑勃的信中那種標志性的激情。類似“關于資本出口對本國和世界總體有益的假設并非無懈可擊”的語言，是典型的懷特式嚴肅結論。“對于外國投資的總量和方向進行某些理性的調控是可取的。……一國儲蓄中很大一部分出口，所造成的影響過于復雜，后果過于嚴重，以至于如果不試圖評估其對該國總體福利的影響，就不能允許資本的繼續出口。”雖然這些觀點完全是凱恩斯主義的觀點，但是表達方式上卻絲毫沒有凱恩斯大師般的犀利和雄辯。
　　雖然在論文方面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但是在之后的6年中，懷特的教職每年一續，卻始終未在獲得終生教職方面取得任何進展。想要從哈佛內部晉職向來十分艱難，但是阻礙懷特的似乎是他留給別人的一種印象，即他在學術上普普通通而在個性上難以相處。一位學生說他是優秀的老師，但是他的一位教師同事則認為他郁郁寡歡，能力上“并不出眾”。已經年逾四十的懷特對他所處的無著無落的不確定狀態感到沮喪，轉而接受了勞倫斯學院助理教授的職位，那是一個遠離劍橋的規模較小的學院，位于威斯康辛州的阿普爾頓。1933年，在搬至阿普爾頓僅一年后，懷特被提升為教授，但是他仍然感到沮喪。他的同事認為他聰明，是個好老師，但是他態度粗魯、固執己見。與在哈佛時一樣，他的經濟學被視為大路貨。但是他進步的政治傾向使他自然而然地成為新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及其新政目標的擁躉。懷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調節按鈕上。
　　一封懷特致其哈佛導師陶西格的未注明日期的書信草稿，顯示出懷特顯然無意留在阿普爾頓做一個學術工蜂，這封信很可能寫于1933年。
　　一些日益高漲的呼聲激發了我的興趣，這些呼聲要求將我們的經濟與嚴重干擾隔離開，并通過在更大程度上限制進口實現這種隔離。我認為，對于這種實際上是呼吁經濟自給自足的觀點，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我在想，要制定出可行的辦法，能夠使我們的國內事務更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擾，同時又不以犧牲國際經濟關系產生的穩定力量或外貿收益為代價，這是否可能。我猜測，前進道路可能的方向是對外匯和貿易實行集中管控。
　　在此后的華盛頓職業生涯中，懷特將會始終牢牢堅持這一技術性的觀點，即一個開放的美國經濟體系，通過政府控制匯率和管理貿易的方式來緩和各種擾亂的沖擊。
　　令人不解的是，懷特在給陶西格的信中接著寫道，他認為問題的答案是蘇聯。
　　今年整個春天和夏天，我一直在閱讀和思考這一問題，但是我的觀點還沒有明確。我還在學習俄語，希望能有機會獲得研究學者獎學金，使我有機會在蘇聯度過一年。在那里，我想要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經濟調查研究所集中研究制定計劃的技巧。我希望申請社會科學研究學者獎學金，雖然我獲得這一獎項的希望并不大。
　　如果懷特獲得了獎學金并前往莫斯科，他的思想歷程和職業道路會是怎樣，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是會成為一個虔誠不二的中央計劃主義者，還是會對斯大林幻想破滅？現在看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將會失去一個更大的改變世界的機會。
　　帶來這個機會的是1934年6月7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芝加哥大學德高望重的經濟學教授雅各布·維納，他是凱恩斯思想恭敬的反對者，也是年輕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老師。當時，維納是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的顧問，他邀請懷特來華盛頓小住三個月，協助他完成關于美國“貨幣與銀行立法與體制”的研究，“目的是為行政當局制定長期立法計劃”。收到信兩天后，懷特即拍電報表示接受邀請。“我很高興將前來與你一同工作”，而他卻連付他多少薪水都不知道，而且連問都沒有問。維納在復電中表示，報酬只有懷特在阿普爾頓薪水的三分之一，外加200美元的生活津貼。懷特從6月20日起開始了他在華盛頓的工作，此后再也沒有回到阿普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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