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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是時候建立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了嗎？
　　“我們要為我們的政客、我們的公眾和我們的未來考慮”，美國財政部長提醒中國大使。“我們感到，對于兩國而言最好的辦法就是，中國元以美元的形式報價”，即按照固定的匯率與美元掛鉤。
　　這是發生在1935年的一段對話。當時羅斯福政府決心要阻止中國以及歐洲列強的貨幣持續針對美元貶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正式將其貨幣與美元掛鉤被視作是對維持美國產業競爭力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就如同今天中國貨幣與美元脫鉤對美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性一樣（并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于中國采取固定匯率的做法，2009年美國財長提名人蒂姆·蓋特納暗示稱中國是貨幣“操縱者”；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財長羅伯特·魯賓卻公開稱贊中國是“一片動蕩區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針”。美國評判這個問題一直以來依據的就是：在任何一個給定時點，究竟是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能夠使美元更有競爭力。
　　停止“貨幣戰爭”，調和債權國與債務國的利益沖突和矛盾，這些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貨幣會議的核心主題，并且它們至今仍然是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20國集團會議的重要議題。但是，布雷頓森林會議遠不止如此。它是一場重要的國際聚會，是自1919年巴黎和會以來最重要的國際會議。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作為世界最大債權國的美國試圖借作為世界上最大債務國的英國瀕臨破產之機，按照美國的利益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后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秩序。
　　這使人們不禁要問，今天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和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是否愿意、是否能夠或者是否應該被納入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從而使貨幣秩序根據當前的經濟和政治現實重新調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美國關于債權國需要進行調整的許多論調與20世紀40年代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破產的英國所持的觀點如出一轍，而中國則采納了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和美國人所持的觀點，即債務國必須進行調整。
　　歷史與今天的相似之處顯然令人著迷，并且時常發人深省。盡管如此，也不應夸大這種相似之處。美國不是那個二戰結束后四處乞討的英國；她仍然在用自己印刷的鈔票支付賬單，美元占據了全球外匯儲備的60%。而對于中國而言，她無意摧毀其積累的巨額美元資產的全球購買力，并且這么做毫無益處。因此，雙方都不認為有迫切的必要性來解決各自對不公平以及對當前體制的抱怨。簡而言之，如果世界在很短時間內將要走向一個新的全球貨幣體系，那么這一局面更有可能是各種磕磕碰碰和無所作為的結果，而非出于達成了某種協議。
　　貨幣事務當然只是中美關系之間變革時機看似已經成熟的一個領域。20世紀40年代，美國有一份雄心勃勃的議事日程，布雷頓森林體系只是其中一項，其他的一些目標或笨拙生硬、目光短淺（諸如使戰后德國去工業化的摩根索計劃），或初衷高尚、富有遠見（諸如復興戰后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我希望，隨著中國在世界強國之林中重新取得她應有的位置，本書的中國讀者們會體會到布雷頓森林的這段故事既發人警醒、又鼓舞人心。
　　
　　本·斯泰爾
　　美國外交關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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