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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兩個人的布雷頓森林
　　布雷頓森林是位于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個小鎮，坐落在白山國家森林公園內、美東第一高峰華盛頓山的半山腰。1944年7月1日，44個國家的730名代表齊聚于此討論戰后國際貨幣安排。經過為期三周的緊張談判，各方達成協議，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實行固定但可調整匯率以及經常項目可兌換的戰后國際貨幣秩序。因為這是在布雷頓森林達成的協議，所以該體系又被稱為“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
　　 雖然參會的國家多達44個，但是會議的核心成果基本是在英國與美國之間達成，并且已經醞釀了三年之久。早在1941年，英國人和美國人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各自關于戰后國際貨幣安排的最初計劃，一場貨幣秩序對手戲也就此展開。這場對手戲的主角分別是美國財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懷特與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二人之間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在布雷頓森林達成的協議，而這場在布雷頓森林的“貨幣戰爭”，也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競爭性貶值，而是懷特與凱恩斯之間、美國與英國之間就戰后國際貨幣秩序所進行的思想、實力與談判策略的對決。這場“戰爭”的結果甚至早在布雷頓森林會議開始之前就已見分曉。
　　懷特與凱恩斯堪稱西方的“諸葛亮與周瑜”，足智多謀，但志同道不合。懷特抱負遠大但仕途坎坷，38歲才獲得哈佛博士學位，43歲遇到貴人并被提攜，從此在美國財政部平步青云。凱恩斯自小成長于劍橋的學術世家，26歲即成為劍橋大學終生研究員，20世紀30年代在經濟學領域掀起了凱恩斯主義革命，并在二戰開始后擔任了英國對美貨幣談判和貸款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懷特既仰慕又嫉妒凱恩斯的出身與學識，盡管他的國內經濟觀點是標準的凱恩斯主義觀點，但在與凱恩斯的談判中，懷特咄咄逼人、寸步不讓；凱恩斯則認識到懷特是羅斯福當局中支持國際經濟合作最重要的人物，因此盡管他看輕懷特，但仍試圖與他保持良好的關系。
　　懷特與凱恩斯都致力于穩定戰后國際貨幣關系，但他們提出的方案卻是“貌合神離”。懷特于1941年年底提出了“懷特計劃”，提議設立“國際穩定基金”，在國際收支短期失衡時為有關國家提供貸款以穩定匯率，從而恢復固定匯率、取消匯兌管制和歧視性安排。懷特的首要意圖是實現貨幣穩定，他將貨幣穩定和資本管制視作對國際經濟進行調控的手段，將黃金（以及美元）視作貨幣穩定的錨，他思考的背景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貨幣競爭性貶值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擾亂。同年9月，凱恩斯提出了“凱恩斯計劃”，提議成立“國際清算聯盟”并設立名為“班科”（bancor）的超國家主權貨幣，國際清算聯盟使用班科在各國央行間對國際收支余額進行多邊清算，并以透支的方式為各國在戰后恢復貿易提供一筆啟動資金。凱恩斯的主要意圖是為了解決英國二戰后面臨的國際收支困難，并解除兩次大戰期間的金本位體制對英國國內經濟政策的束縛及施加的通貨緊縮壓力。這種擴張主義的國際貨幣思想也是英美之間的最大分歧之一。
　　1943年4月，“懷特計劃”和“凱恩斯計劃”分別對外公布，隨后經過為期一年的艱苦談判，1944年4月，英美兩國達成了以懷特計劃為藍本的《關于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聯合聲明》。在1944年7月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聯合聲明》的核心條款被納入了此次會議通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之中。
　　對于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大體上有兩種評價。自由主義認為它是高瞻遠矚的國際合作的結果，特別是英美合作的結果；有人指向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復蘇（這一時期又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黃金時代”），認為在布雷頓森林所確立的穩定、開放和非歧視的國際經濟秩序確保了戰后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而現實主義則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國利用債權國優勢地位和英國瀕臨破產的局面來確立美國經濟霸權的工具，而且布雷頓森林體系并不成功。黃金與美元雙本位制度存在先天缺陷，美國的順差將使世界各國面臨流動性和儲備短缺，而美國的逆差將威脅美元與黃金可兌換的承諾進而動搖整個貨幣體系。執行國家經濟政策的主權貨幣與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的矛盾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核心原因；而這場崩潰的遺留之物——美元本位制——至今仍然困擾著國際貨幣體系。寫作本書的時候，斯泰爾的敘事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視角。
　　當今，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國際金融危機仍然余波未平，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美國“量化寬松”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在促進本國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了連帶影響。各國都認識到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多國政要或專家學者紛紛呼吁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他們所設想的，并不是回到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所設立的那個體制，而是希望通過國際合作建立一種真正的國際貨幣和金融秩序，就像凱恩斯當年所設想的那樣。這才是布雷頓森林真正的“理想”，也是布雷頓森林至今仍然被世人懷念的原因。正如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結束時致辭中曾經說道的，44個國家“在布雷頓森林取得的成果，比體現在這份最終文件中的東西意義更加重大”。而懷特與蘇聯之間的那段特殊經歷則給布雷頓森林蒙上了另一層愈發悲壯而蕭瑟的理想主義迷霧。
　　能夠對國家政策和國際合作產生影響的，往往不是關于未來的宏偉理想，而是為解決當前問題而被迫采取的權宜之計。在長期目標與短期權宜之計之間的艱難抉擇，決定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結果。時至今日，這對矛盾仍然是一個政治上無解的難題。
　　2014年是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的70周年，謹以此文紀念多邊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兩位奠基人，以及那段充滿理想的光輝歲月。
　　
　　符荊捷
　　2014年1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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