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62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發表了題為“千呼萬喚始出來——從公布調查失業率說起”的主題演講。蔡昉表示，隨著中國經濟走過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供給不再無限，經濟增長率雖然回落但是與同樣回落的潛在增長率相適應，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失業，中國經濟的宏觀政策也就可以保持定力。但是，潛在增長率下滑是可以改變的，而且不應該簡單地認為改革和增長是負向關系，一些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甚至可以是立竿見影的，其中首推戶籍制度改革。
登記失業率與調查失業率哪個更真實
各界一直呼吁公布真正反映實際勞動力市場狀況的調查失業率指標。這是國際勞動組織推薦的一個指標，很多國家都采用，覆蓋對象不僅僅限于有戶籍的城鎮居民，而且包括所有在城鎮勞動力市場的人群。而且由于它是國際勞動組織推薦的，也就可以接受國際的比較。
蔡昉從中國的失業率指標談起。
他說，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有18個季度經濟增長速度呈下滑趨勢。今年政府實行了一些所謂的微刺激手段，但是總體上來說，政府有了一種和過去不同的心態。這次經濟下行了很久，政府盡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總體來說沒有要求保8%，而是提出經濟增長大致有7.5%左右就能夠接受。原因在于政府增加了定力，因為沒有看到經濟下滑帶來的就業壓力和失業率的提高。
是不是現在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不會帶來勞動力市場的壓力？有人不同意。這就需要比較系統地來看一些指標，同時還要把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和其它相關指標結合來比較。
到目前為止，能夠從官方取得的系統的失業率數據還是叫做城鎮登記失業率。很多人認為這個指標不可靠，原因有很多。第一，它的統計對象只是城鎮居民中有戶籍的那部分人，但農民工已經占到城鎮就業35%，卻大部分沒有被這個指標所覆蓋。第二，這個登記是你有本地戶口你失業了愿意來登記就來登記，有的人覺得如果我失業了登記也沒有什么用，就沒有登記，這部分人也沒有納入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的統計內。
所以各界一直呼吁公布真正反映實際勞動力市場狀況的調查失業率指標。這是國際勞動組織推薦的一個指標，很多國家都采用，覆蓋對象不僅僅限于有戶籍的城鎮居民，而且包括所有在城鎮勞動力市場的人群。而且由于它是國際勞動組織推薦的，也就可以接受國際的比較。所以，在若干年前政府就要求，而且也在文件里面多次寫到要啟用調查失業率，但是一直沒有公布。最近突然有一些零星的公布，也仍然不是以部門名義很正規、很系統方式公布的，而是總理在不同場合透露出的信息。
蔡昉說，看一下調查失業率是怎么調查的可能有利于理解這個指標。通過各國的實行，國際勞動組織充分研究以后，認為相對比較好的是調查失業率。它剔除了兩種現象：第一種現象是你失業了但是沒有去登記，可能是覺得登記沒有什么用處，不想接受培訓，介紹的工作也不好。尤其是登記失業金是有期限的，有些人也許能拿到的時候去登記，過了這個期限就不登記了。還有一種情況，是你原來工作沒了，也登記了，處在一種登記失業的4.1%里面，可能還拿著失業保險金，但是你又有臨時的工作。
調查失業率是經過各種問卷調查進到家庭中，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過去一周里面你有沒有1小時及以上的有報酬的工作。如果有就屬于就業，說沒有會問第二個問題：在過去一個月的時間內你有沒有積極尋找工作，比如說有沒有到就業服務部門去登記，有沒有積極地向朋友或親戚發出要求幫助的請求。這個問題其實是問被采訪者是不是真想工作，因為有的人也許原來有工作，甚至工作還不錯，但是丟掉工作以后他也不想找，至少不積極找。如果是這樣，就不叫失業，叫退出勞動力。最近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降了下來，從金融危機之后一度超過10%降到接近7%。但是有人提出來，7%并不真正代表美國的就業狀況，因為很多工人實際上處在沒有工作的狀況，但他不積極找工作，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反映到數據上就是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了。接下來問第三個問題：如果有一個工作機會你能不能在一定時間到位？如果說不行，就還是算退出勞動力市場，如果說可以才叫做處于失業狀態。
總的來說，這個指標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不一定能反映出來就業狀況的好壞，但還是一個比較能夠被接受的失業率指標。
事實上在1996年的時候，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就已經構建了勞動力市場的調查系統，按照當時的數據就已經可以計算出調查失業率了，但是長期以來它們沒有公布。這個調查失業率數字明顯比登記失業率高，盡管最近一段時間兩者之間的差距有縮減。調查失業率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已經開始發布，比對后發現，和私人計算出來的沒有什么差別。
中國目前的失業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調查失業率和城鎮登記失業率之間的關系，就是差著一個周期性失業。按照總理的說法，中國目前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4.05%，那么中國的周期性失業還不到1個百分點，因此也就能夠理解決策者不那么擔心經濟增長速度的原因了。
蔡昉認為，談失業率需要澄清一個概念，就是即使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國家，失業率也跟勞動力無限供給沒有關系，只和該國的宏觀的勞動力市場功能有關。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經歷從二元經濟結構轉向新古典經濟類型的過程，過去幾年經歷過兩個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一個是劉易斯轉折點。劉易斯作為發展經濟學家創造了二元經濟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可以大體上把經濟部門分為兩半，一半是傳統部門以農業為代表，有大量剩余勞動力不能充分就業，這些勞動力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可以不斷地被轉移吸納。這個部門的就業情況不取決于有多少人去找工作，而取決于另一半的非農產業或者說現代化部門發展有多快，能吸納多少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的轉移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過去30多年大體都處在這一過程中。
然而，這種勞動力的轉移和吸納終究有結束的那一天，此前企業招農民工，不漲工資也可以，終究有一天農民會嫌工資低不去了，這個時候就必須得漲工資了。勞動力從無限供給不需要漲工資，到必須漲工資否則招不到工，這就叫劉易斯轉折點。中國的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04年。從2004年到今天，農民工的工資一直在漲，每年以12%的速度，還剔除了物價的因素。
在那之后又經歷了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更加明確地顯示勞動力的短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15歲到59歲的人口，所有勞動力都處在這個年齡段的人群里頭，它到達了最高峰，從2011年就開始減少。蔡昉表示，勞動力短缺盡管不影響失業率，甚至還可能讓失業率下降，但是這種轉變說明，中國的勞動力工資已經越來越由邊際勞動生產力決定，就業問題越來越表現為周期性失業和自然失業而不再是就業不足，所以也就越來越需要勞動力市場制度的配合，這是中國經歷的一個重要變化。
剩余勞動力明顯減少的結果包括：城鎮冗員現象已經不是一個主要的社會現象；農村剩余勞動力或者說隱蔽失業減少。
這里有一個矛盾的現象：就是這兩年政府工作報告都會講到，中國大體上每年都會實現超過1000萬的新增城鎮就業，今年上半年已經達到了700萬。但是，就業是指勞動年齡人口找到了工作，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正在以每年幾百萬絕對速度減少，新增就業哪來的？這就需要再做一些數據的挖掘工作。
最終發現，中國的城鎮就業統計工作其實就是在不斷把農民工納入到統計之中。到現在也是，中國的城市就業統計是兩條線兩個系統，第一個系統是官方的，只統計有戶籍人士的就業，這些人是有單位保障的，如果農民工都不列入職工名單的話，這個統計統計的就基本上是城鎮居民。另有一個農民工檢測調查，統計的是離開本鄉鎮半年及以上的人，這個數目目前大概有1.6億到1.7億人，這些人基本都進入到了各級城市，他們構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一部分，目前占到35%。過去這兩個統計是完全分別的，現在慢慢有了重合交叉的部分，因為農民工中的一部分人慢慢被企業接納為職工。
回過頭來看失業率。理論上失業有三種類型。一類叫周期性失業，和宏觀經濟波動相關。還有兩類和宏觀經濟沒有關系，一個叫摩擦性失業，是說勞動力市場還不足以讓我有個想就業的念頭明天走出去就能撞上。另一個叫結構性失業，是說求職者想去的企業需要的技能自己沒有，需要有一個再學習的過程，或者等著產業結構變化。因此，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合起來是比較穩定的失業，叫做自然失業。
根據計算，中國近年來的自然失業率是4%到4.1%，跟登記失業率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合理的巧合。因為中國的城鎮居民才有資格進行登記失業，這些人不承受周期失業。因為一旦宏觀經濟不好，企業有困難的時候，這些人被解雇了就會去登記，登記失業率就上升。這時，地方政府往往要求企業不要隨便解雇工人，于是企業就會選擇解雇沒有勞動合同的，或者說解雇后不會登記的人，也就是農民工。
蔡昉表示，調查失業率和城鎮登記失業率之間的關系，就是差著一個周期性失業。如果按照總理的說法，中國目前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4.05%，那么中國的周期性失業還不到1個百分點，因此也就能夠理解決策者不那么擔心經濟增長速度的原因了。
戶籍改革的紅利可以立竿見影
目前的就業總量沒有問題，不要以就業為借口去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拉動經濟、刺激經濟。但另一方面，確實有必要去提高潛在增長率。通過教育和戶籍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蔡昉認為，中國過去的長期經濟增長，至少到2010年為止靠的是人口紅利。但是當中國經濟過了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了之后，資本報酬遞減這一規律就會發生作用，于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就下降了，于是潛在增長率也下降了。
所謂潛在增長率，是由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包括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本以及生產率的進步速度組成的，它是一個理論的增長率。通過測算，十二五期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從過去接近10%降到平均只有7.6%，到十三五期間，沒有其它變化還會降到6.2%。這個時候，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沒有過剩的狀態，沒有利用不足的狀態，因此就沒有明顯的失業現象。也就是通常說的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導致經濟增長的新常態。
因此這個時候就業總量沒有問題，不要以就業為借口去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拉動經濟、刺激經濟。結構性的問題有，但是它不能用宏觀總量的政策去解決。
蔡昉說，按照中國人口的變化，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它的含義是中國未來潛在增長率是逐步降下去的，一直降到2%、3%都有可能，其實現在的發達國家能夠實現3%就很了不起了。因為越是發達的狀態，每一步經濟增長都越必須靠技術進步靠生產率的提高，沒有人口紅利，沒有后發優勢。但另一方面，雖然不要去刺激經濟，讓經濟實際增長速度超越潛在增長率，但是確實有必要去改變提高潛在增長率。通過改革，按照新的潛在增長率實現更好的增長。
中國現在面臨一些制度障礙，克服這些障礙可以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
一個是應該認識到，勞動力要有教育素質。現在多數的年輕農民工基本上適應中國目前產業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崗位需要，所以這極受農民工歡迎，跟自己孩子說不要上學了趕緊就業，九年義務教育完了就足夠了，甚至很多人從初中就輟學。其實他們應該看到，中國的產業結構會在未來發生非常快的變化，第二產業會變成資本密集型，第三產業會變成技術密集型，都會要求更高的人力資本，更高的受教育年限。
求職者現在大規模集中在建筑等行業里，那些行業現在正面臨著產能過剩和泡沫，將來一垮就會面臨周期性失業。按照歐洲的經驗，周期性失業接下來很可能轉變成結構性失業。西班牙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經歷了建筑行業的大幅度增長，年輕人都不讀書了，工資還在上漲。結果金融危機來了，產業結構不行了，盡管還有新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夠干不了，結果西班牙現在有50%的青年失業率。所以盡管現在是農民工的黃金時期，但是應該居安思危。當然讓他們自己想并不現實，中國政府的政策要替他們想。
還有一個現象是：工資上漲是件好事，能夠改善收入分配，但是過快的上漲也意味著有過多的企業會垮掉。
既讓農民工愿意出來就業，又不會過重的加大企業負擔的替代辦法也有，就是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改革首推戶籍制度改革，它的改革紅利立竿見影。
從供給方因素提高潛在增長率的角度看，戶籍制度改革能夠穩定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這樣就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從而讓勞動力供給增加。同時，進一步把剩余勞動力轉移出農業，還會因資源重新配置提高效率。從需求方面看，讓農民工充分就業會改善收入分配。他們有了戶口、有了充分的社會保障就不要每年回家了，沒有后顧之憂以后會像城市居民一樣消費，因此會讓需求結構更加平衡，宏觀經濟更加穩定。
蔡昉說，他的團隊還進行了一次模擬，假設單獨二孩政策可以使中國的生育率從1.4%提高到1.6%，其它條件不變，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會逐年下降。如果在模型里加進去一個合理的勞動參與率的提高，這是通過農民工市民化能夠做到的，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可以做到，再加上一個教育和培訓的合理增量，那么潛在增長率的走勢會比不進行改革好很多。特別是生育的政策調整，在短期內沒有什么正面的影響，負面影響也不大，但是在20年以后會對潛在增長率產生一個向上的拉力。
蔡昉說，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還可以通過改革取得發展，但是他們一般會認為改革總要犧牲經濟增長速度，改革和增長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甚至改革是反增長的。但是，以戶籍制度為例可以發現，有些改革的效果可以是立竿見影的，改革和增長可以是正向的關系。所以更重要的是能夠選擇一個恰當的改革方式推進中國的改革。
以前中國的改革屬于帕累托改進，給一部分人帶來好處，但是不傷害任何其他群體，所以沒有人反對。現在這種機會越來越少了，雖然改革總的收益巨大，但是需要頂層設計者根據改革的預期收益重新分擔成本，分享收益，這樣才能讓各方都有積極性，改革才能及時的推進。
問與答
問：最近有消息稱教育部正在計劃高校改革，將600多所高校的本科轉為專科，這是否是應對大學生結構性失業的一種解決方案呢？
蔡昉：很顯然，它的目的是應對大學生就業難，是從結構的角度來探索。但是我個人覺得，對這個事其實可以更加謹慎一些，可以嘗試，但是要不要一下做那么大的動作，值得商榷。職業教育的學生就業率要高得多，但是并不說明他們得到了更好的技能并適應了勞動力市場，只不過是通過降低他的預期達到了高就業率，我覺得并不可取。
看看德國等歐洲的一些國家，他們歷史上都是靠職業教育立國。但是歐洲有相當多的國家，它的制造業是從幾個世紀前就存在的，是緩慢地往前進步，所以技能穩定性強，不會教你瞬間就過時的技能。而我們中國正好處在產業結構迅速變化的階段，這個變化速度是難以預料的。換句話說，如果我辦不好一所大學的話，誰能預期我能辦好一所職業學校呢？當你不知道的時候怎么才好呢，教他一些更加通識的技能，以及一些軟技能，比如學好英語、學好電腦，學好幫助你未來學習技能的一些基礎的東西。從這個角度看，可能普通的大學比技校的風險要小。
除此之外，大家記得科學家錢學森曾經提出一個質問，為什么大學不能培養出杰出的人才？中國未來的創新能力需要技能工人，也需要通識的人才、創新的人才。
日本成功實現過教育趕超，初級教育、次級教育、中等教育趕超美國。但是到了一定階段以后，日本遇到大學生就業難，工資下降，教育質量下降等等問題，和我們今天一樣。它的教育部也遭到批評，最后他們順從民意放慢了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和美國拉大。這樣它到了每個GDP的百分點都得靠創新的階段，卻不具備這個能力。我覺得日本的教訓足夠我們吸收。我們的確要發展職業教育，把它搞平衡了，不同的教育階段，不同的教育模式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但不要矯枉過正，矯枉過正是存在風險的。
問：“十三五”的預測有沒有考慮改革紅利，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已經出來了？
蔡昉：我們測算潛在增長率的時候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說假設沒有變化，我們有一個數值是比較肯定的，未來勞動力的供給是在減少。未來資本的投資的速度是什么樣的呢，我們不知道，做一個假設，一定會下降，但是我們保守一點說略有下降，從過去的16%調成13%，非常合理，因為我們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資本回報率下降趨勢，人們會減少投資。實際上，我們可以預料到未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要下降，因為后發優勢少了，資源重新配置空間下降了。但是我們仍然假設趨勢不變，這個夠保守的，我們按這個預測是下降的趨勢。下一步是把不同的改革達到的效果加進去模擬，包括有改革紅利的情景。
我們現在戶籍制度的改革方案，把特大城市拿出來了。如果說特大城市，比如說10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或者說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你都限制暫時不進行改革，那我們的改革就沒有多大的意義。很多人說這次是以中小城鎮為主，其實小城鎮的戶籍制度改革2001年政府已經推了。是國務院專發公安部的一個通知。為什么那么大的政策沒有人記得？因為沒有什么效果，沒有人到小城鎮去，沒有就業崗位，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公共服務。人們真正看到的有發展機會的有就業崗位的，預期能夠得到更好基本公共服務的是大城市，所以我想特別重要的城市可以另當別論，但這個例外不要包括的太多。
蔡昉簡介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全球變化人文因素國際項目中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等。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農村經濟理論與政策、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等領域。著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窮人的經濟學》、《中國流動人口問題》和《科學發展觀與增長可持續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