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來，面對結構性減速的經濟背景，新一屆政府的宏觀管理思路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為了消化前期政策帶來的債務風險和產能過剩，中國需要放棄“唯GDP”的老路，杜絕大規模刺激，但另一方面，中國也不能走完全放棄GDP的路子，如果經濟增長滑出保就業的底線，可能會造成不可控的社會和政治風險。左右權衡，只“托”不“舉”的宏觀管理思路逐步成型：以大投資、寬貨幣為主的粗放式宏觀調控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以定向投資、穩健貨幣為主的結構化調控。
　　厘清了政府的新思路，我們既可以理解為什么在過去兩年經濟增速不斷式微的背景下，政府能夠保持定力不刺激，也可以預見在2014年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政府絕對不會放任經濟滑出安全的“底線”。
　　新一屆政府改革的思路是“保存量、加增量”。“保存量”反映的是，當經濟滑落至可容忍的下限時政策會主動有為，政策焦點是保增長、保就業。“加增量”反映的是存量經濟穩定后，政策會轉變為“促改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雖然沒有冒險通過整個信用體系的價格重估進行存量改革，但是卻通過結構化的宏觀管理有限“拖”住了風險惡化的步伐。一方面，結構性緊縮的貨幣政策嚴防舊存量進一步擴張式蔓延，打消其貨幣放水的預期；另一方面，通過雷厲風行的反腐，主動降低其風險偏好是未來可選擇的合意路徑。
　　通過托底經濟拖住風險無可厚非，但如果因為托底經濟而拖累了改革，中國經濟可能會有脫離新常態正軌的風險。我們可以試想一下這種風險演化的路徑：如果因為托底經濟而延續地方主導的大干快上模式，而與此同時，國有企業低效卻可以獲得廉價信貸配給的預算軟約束問題沒有根本改變，絕大多數地方和國企投資項目依舊缺乏穩定現金流和效益，就會導致地方和企業部門債務不斷上升。隨之而來的是債務轉化為增長的能力越來越弱。一方面是存量債務對流動性的吞噬導致債務擴張能夠形成的投資規模在遞減，另一方面是隨著資本大規模擴張導致的投資邊際產出在不斷遞減。長此以往，政策就會“脫”離新常態框架，而中國經濟則將面臨“脫”軌的風險。
　　中國經濟如何避免脫軌的風險、走向最為穩妥的結局？長期來看，“加增量”終究只能暫時拖住風險，真正化解風險仍然要依靠存量改革。未來存量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供給端的要素瓶頸，釋放經濟主體的微觀活力。
　　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看，要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改革國資國企管理體制，理順國企與出資人以及國企內部的關系，提高國企運行效率；改革財稅體制，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降低企業稅收負擔；改革行政管理體制，簡政放權、強化市場；改革涉外經濟體制，從貿易開放到投資開放，從制造業開放到服務業開放，探索負面清單管理。
　　從勞動力的角度看，要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善勞動力供給。比如放開“單獨兩孩”，逐級放寬戶籍限制等。
　　從資本的角度看，要改革金融體系，改善資本供給。加快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理順資本價格；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發揮資本市場的杠桿作用；積極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
　　從自然資源的角度看，要改革土地制度和城鄉管理體制，改善土地供給，重點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