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把政府的一些政策冠以“經濟學”的概念，絕非今日炒家的專利，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所謂“里根供給學派”已有先例。雖然把政策說成“某某經濟學”總嫌生硬，但若忽略其炒作的成分，就注重突出政府決策層不同于過去的政策思路而言，倒不失為一種另類表述。筆者由此認為，如果將近來宏觀經濟研究流行的新概念表述為新一屆政府的“新政”或許更準確一些。
事實上，今日的中國經濟已步入了與過去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新的經濟發展政策順應新階段的新的發展規律，才能順勢推動經濟按照規律發展。“新政”體現的是新的發展階段與新政策的一致，新政策與新的發展觀念變化的一致。回首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路線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觀念、政策、發展戰略與經濟規律的一脈相承。
第一階段（1978－1992），著力解決“不管姓資姓社”的觀念上的誤區，釋放農業發展的生產力，支持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推動了城市的發展。
第二階段（1992－2005），在多種所有制共存的觀念上有了大進步，國企改革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建立深圳特區試點，引進外資承接全球產業轉移，鼓勵加工貿易出口，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
第三階段突破“狼來了”的恐懼加入WTO，中國經濟借助國際化浪潮，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
前三十年改革有幾個鮮明特點，首先是解放思想改變觀念，民營經濟發展獲得了較大的空間。其次，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是在把握水的勢頭，摸索市場經濟的規律調整政策和制度變革的過程。不斷地探索和不斷地學習，對不同的水流采取不同的過河方式，不同的發展階段實施不同的政策，堅持順勢而為。第三，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可以說我們都是在白紙上作畫，只要有思路有相應的政策支持，下筆就能畫出一幅很美的畫。比如吸引外資，招數就是給優惠政策；鼓勵出口貿易，招數就是出口退稅增加補貼；拉動GDP增長，招數就是政府加大投資基礎設施甚至重復建設；推動產業發展招數就是投資設備擴大規模，等等。
但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我們不再是在白紙上作畫，雖然還需要畫新的畫，但不可能無視已經存在的畫，再按套路在過去的畫上下筆會把畫“畫亂”。比如，已經產能過剩的產業不能再加大投資力度。按照經濟規律，一個產業平均收益為零意味著產能達到均衡水平，沒有規模效應的企業應該自動退出。但是各地采取合并重組甚至補貼的方式千方百計保留過剩產能的企業使產能過剩遲遲不能調整到位，PPI持續為負將進一步打壓有效投資的意愿，繼續這樣反規律的做法，真的有可能把中國經濟推向衰退。賣地財政推動房地產價格泡沫已經使實體產業出現空心化的取向，而且加劇地方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繼續下去可能引發中國式金融危機。外需市場的持續萎縮，加上我國出口規模已經較大，如果結構再不改變，出口像過去那樣的大幅增長已不太可能，這不是靠出口退稅可以改變的。經濟再沿著過去的套路發展路會越走越窄。
要畫新的畫，就更不能按照“套路”下筆了。比如新興產業的發展要尊重產業發展規律。首先投資研發攻克技術瓶頸再拓展消費最后才是擴大規模生產。否則就會像光伏產業那樣從產能擴張開始，結果是還未開始戰略性能源替代效應就深陷產能過剩的困擾，沒有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反而拖累新的產業結構的形成進程。互聯網時代，文化產業、商品零售業、金融投資、甚至制造業隨著3D技術的發展，未來都會出現被網絡化的趨勢，經濟網絡化已走進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產業的發展更需要“顛覆性”的創新思路和制度變革，絕不能把過去產業發展的套路作為這些行業的發展起點，一步落后將步步落后。鼓勵企業走出去，也是我們需要畫的“新畫”。這是過去招商引資承接產業轉移和加工出口貿易的反向的發展，是戰略性的轉變。這里需要包括外匯體系、信息咨詢、金融財政、國際市場風險防范、國際合作協調、甚至外交等等所有對外發展全新政策的支持和制度變革，過去的“套路”更是完全沒有意義了。
我們走進了一條新的河，面對一片新的水域，簡單地套用從舊河道上摸索出來的“輕車熟路”，希望走捷徑，可能事與愿違，就算過了河也可能損兵折將損失慘重。從政府到市場，從官員到百姓，需要經歷一次革命性的思想轉變，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的新的發展階段，拋棄與現階段發展不相適應的觀念、政策、方式，就能超越過去的發展范式，開辟一條不同于前三十年的過河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政”釋放的關于不糾結短期零點幾個百分點的增長，尊重經濟規律，釋放改革紅利，培養增長后勁等信息，應該是實現中國經濟新發展目標的過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