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說，認真分析當前經濟和社會的種種失衡現象，都和政府越位、錯位、缺位直接相關。中國有諸多失衡，比如說投資消費失衡，內外貿失衡，城鄉結構失衡，產業結構失衡等等，都是由于政府與市場失衡造成的。在政府與市場的失衡中，一個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政府的越位、錯位和缺位。所以如何在下一個發展階段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未來經濟發展需要首先解決的一個基本判斷。
必須承認，中國式的發展道路突出特色是政府主導，這種主導方式在改革初期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成效非常的顯著。但是這個模式導致的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至今剪不斷理還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界定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仍然是繼續實行地方政府競爭的發展模式，中國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會面臨非常多的困難。
地方政府競爭的弊病在于地方政府為了經濟發展，造成了諸多矛盾，所以有必要全面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就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加快社會體制改革。
首先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這里面有幾部分內容，第一個是打破塊塊分割。中國過去實施計劃經濟的時候，主要是條條分割，也有塊塊分割。改革開放以后，條條分割的問題有很大改變，但是塊塊分割的問題愈演愈烈。甚至有些經濟學家說已經不是塊塊分割，而變成諸侯經濟了。地方上項目，往往是都運行上了中央還沒有審批。而且現在搞區域規劃，全國有60多個，比省還多，每個規劃實際上都是一個地域的規劃，結果就把全國變成了一塊一塊地域的相互競爭。
再一個是完善法律法規，減少地方政府人為的干擾和限制。這種人為的干擾和限制，有的都到了比較可笑的程度了。宋曉梧舉了一個例子，2008年到2009年的時候，由于經濟下滑比較厲害，地方政府考核的時候就要求下面必須把用電量搞上去，否則相關負責人就撤職。于是這些負責人就把企業家找來，拜托大家用電。結果到2010年底又要考核能源消耗了，明確的指標就是耗電量。
其次，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一個是政府收入體制改革，一個是政府支出體制改革，還有財政正公開透明化，這三個方面都很重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關系。不能單純地責備地方政府。
再次，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不要再讓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了。這就要建立完善的農村土地流轉體制。農民的集體所有土地不能再被當地政府通過各種途徑隨意流轉，僅給農民一點報酬就變成公有土地，變成商業用地，地方政府從中拿一大筆財政收入。這個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是很深層次的問題。要還農民作為集體土地所有者和土地流轉增值收益主體的地位，同時完善土地增收制度的改革。
此外，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第一位的是要解決農民工工資過低問題。還要解決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要進一步用法律法規落實勞動保護和各種勞動條件。
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給工人集體談判的權利。這包括工會的轉型和雇主組織的建立，以及中國對勞資集體談判方面法律法規的完善。為什么中國勞動報酬比例比較低，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現在中國缺少這樣一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勞動力的供給方和需求方自己協調的機制，使得政府不得不直接干預本來應該由勞資雙方自己協調解決的問題。這樣政府就往往會直接干預到企業內部的經營問題，干預到企業內部的勞動關系和收入分配。
在建議方面，宋曉梧重點談到了加快社會體制改革的問題。他說，工會和雇主的問題可以逐步延伸到社會體制問題上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不再是政府決定收入分配，即使是公務員的收入，也要參照市場上的同類型標準，也不能隨意的過高或者過低，因為勞動力是流動的。現在一說收入分配，就可能會出現過高或者過低兩個極端。一方面，地方政府往往為了照顧投資者的權益，不去很好的貫徹勞動法規，有意無意地壓低勞動力成本，侵犯職工利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能不能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不同的群體能不能夠維護和保障自己的群體利益。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各種市場主體都培育發展了起來，有相同利益的市場主體就會組織起來進行維權和自律，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中國的宏觀調控恰恰缺少了這樣一種社會自我協調機制，于是政府就必須直接面對眾多的企業。
現在中國的社會組織，大多是官辦、官管、官方運作的，結果國外該行業協會自己協調的問題在中國都需要政府站在一線解決，往往搞的政府焦頭爛額。政府要把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情交給市場、企業、社會組織、中介結構做，這樣的觀點提了很多年了，始終做不到。現在政府管得過多了，如果中國繼續實行地方政府競爭體制，不把權利交給社會組織，交給市場，很難解決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有可能使中國前一階段的改革成果得而復失。總之，如果沒有社會組織的建立，政府和市場的界限是很難劃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