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的演講從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是否有意義談起。他說，很長時間以來大家都在談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實際上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的，是在2000年以后世界銀行一份關于東亞的報告中。
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提出了東亞奇跡的概念。然而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東亞經濟出現了問題。進入21世紀，東亞經濟開始復興，不僅是從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恢復過來，更逐步向歷史地位回歸，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群體。這時在世界銀行的報告里，提出了東亞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根據經驗結論，比起較富和較窮的國家來說，中等收入的國家增長比較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談得多了，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太贊成的理由主要有四個。第一個是認為陷阱這個用詞不恰當，因為陷阱會讓人想到是人為的在下套。其次，有人提出理論上找不到依據，沒有一個理論支持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第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也缺乏經驗證據，有人專門用數據驗證，沒有發現中等收入國家會顯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國家增長慢。
最后，有人懷疑說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對中國到底有沒有用處，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不是和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相關的。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來解釋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那么這個概念其實無助于找到正確的解決思路。
他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對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專門的學術文章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論概括，但是相關的內容以及歷史文獻是存在的，可以支持這個概念的理論化。在這里需要明確，在經濟學中，陷阱特指比較穩定的均衡狀態，以至于一個短期的破壞打破了這個均衡，未來它還會自我恢復。
最典型的例子是馬爾薩斯的低水平均衡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貧困均衡陷阱。這個概念比較好理解，就是講實物的生產是以自然基數增長的，但是人口是以幾何基數增長的，最后的結果必然是人口的增長超過實物的增長，以至于人均食品產量不能滿足溫飽，于是人們長期處于貧困狀態。后來的人把它模型化，又叫做馬爾薩斯陷阱或者馬爾薩斯均衡。
把馬爾薩斯的理論和最早的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模型結合起來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就是講任何產出的增長都會被相應的人口增長攤薄，最后人均收入只能維持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
根據中國歷史來看，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口多GDP總量也大，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生產率也比較高，但是中國并沒能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發展出資本主義，如何用經濟學解釋，這被叫做李約瑟之謎。回答李約瑟之謎就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說盡管中國人配置土地和勞動力比較完美，但是長期來看，最終隨著人口的增長還要回到僅夠維持生存的水平上。
這種理論假說有它的政策含義。比如說如果一個國家處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階段的話，就必須有一個比較穩定又足夠大的特殊力量，才能把這個穩定的均衡破壞掉，這叫做臨界最小努力理論。在此基礎上，后來形成了平衡發展理論，就是說在幾個關鍵的領域中應該不平衡的去進行投資以形成臨界最小的投資規模，以達到推動的效果。
由于這些理論大多是上個世紀50年代提出的，提出者也大都不是純經濟學家，于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這些理論開始受到質疑，到80年代慢慢銷聲匿跡。后來的經濟學以新古典理論流派為主，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里一樣能看到對均衡狀態的論述。比如說芝加哥大學教授舒爾茨，他在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作《傳統農業》中，同樣把傳統農業看成是穩定的均衡狀態，認為需要引進新的要素以打破過去的均衡。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最著名的是索羅模型。該模型假定勞動力供給是短缺的，所以經濟的增長需要不斷的投入資本，但是這會導致規模報酬遞減現象。該模型引申出來的結論是：在資本越缺乏的地方資本的回報率越高，因此經濟發展就越快。發展中國家資本缺乏，于是在一定時間內發展中國家就會發展的更快一些。另外，如果各國之間生產水平趨同，在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的前提下，想保持經濟增長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在索羅模型中并沒有涉及到低水平收入陷阱的概念，但是后來有理論嘗試把馬爾薩斯的理論和索羅的理論統一起來，用同一個框架解釋人類的經濟發展史。研究者們發現，從馬爾薩斯到索羅缺乏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現在被叫做劉易斯發展階段或者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它的核心是克服制度障礙，以便讓勞動力充分流動。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又發現，從馬爾薩斯階段到劉易斯階段還需要有一個突破，以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既然從馬爾薩斯階段到劉易斯階段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么從劉易斯階段到索羅階段肯定也需要有一個突破，跨過去了就進入了索羅模型描述的狀態，跨不過去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