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當前可能面臨的滯脹風險，劉偉分析了中央用以應對的宏觀調控政策，并提出建議。
他說，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問題是既有經濟衰退的威脅，就是內需不足；又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果同時發生，就可能形成通常所說的滯脹，這是個新問題。我國現在的做法是重新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用反方向的政策組合來解決可能出現的滯脹威脅。這反映出決策部門在宏觀政策效率和宏觀政策風險之間，更傾向于降低宏觀政策的風險。
在劉偉看來，根據當前經濟失衡的特點，我國的宏觀政策正在做出四個方面的調整：
第一個方面就是總量政策的目標性調整，或者方向性調整。從前一個時期的全面一攬子的擴張，到開始擇機退出。政府干預過多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是經濟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敗。現在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開啟了退出的步驟。
第二個方面就是財政政策，從前一個時期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到積極的財政政策。這預示著財政政策可能從關注擴張效益逐漸轉向兼顧財政政策的風險。
劉偉說，國際社會在應對金融危機時主要用的是財政政策，通過財政政策采取了大量的舉措來走出危機。金融危機前我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金融危機時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金融危機過后又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所以我國的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的，它調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
中國長時間以來，一直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危機當中力度更大，更加積極。如此，也是在積累財政風險。像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現在規模已經很大了。還有財政赤字的問題，去年財政赤字是9500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能超過GDP的3%，實際上我國財政赤字的安排是頂到了紅線的水平。
現在需要關注財政政策本身的風險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財政政策起到擴張刺激經濟作用，也要考慮風險控制。所以財政政策擴張的力度要有一個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貨幣政策，從寬松貨幣政策重回穩健。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加息等這些措施都表明我國開始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
劉偉認為，在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整中，要更多地運用數量工具，包括信貸規模的控制、法定準備金率的調整。如果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直接用信貸管制，這也比單方面加息更合適。不過這個手段帶有比較強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加息的做法應該慎重，因為有可能會惡化經濟的失衡，加劇衰退。當前中國面臨的不是單純的通脹問題，還有經濟停滯和衰退的威脅。在內需不足、民間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熱烈的情況下，若再用加息這種提高資金成本的方式，可能會進一步遏制內需的擴張。
另外，貨幣政策的緊縮力度不要過猛。因為目前中國的通脹是會長時期持續的。避免短期采取措施過猛，要把反通脹的措施長期化。
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現在不宜放在促進增長上，首要的目標還是反通脹，尤其是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快上漲，也就是泡沫化。
劉偉說，中國的貨幣政策會在比較長的時間里保持緊縮的態勢。不過從長期來看，更重要的還應該是培育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這是根本問題。
第四方面是匯率。現在的提法是匯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軌道。在2005年之前中國的匯率是盯住美元，因為美元在貶值，人民幣就搭了美元貶值的便車。在2005年之前的幾年間，我國的出口增速非常快。這種失衡直接反映為我國的外匯儲備大幅度上升，帶來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
在種種壓力下，從2005年開始，我國調整了匯率政策，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加拿大元等等一籃子貨幣。這幾年累積下來，人民幣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來了以后，中國的匯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幣盯住美元，這是因為要保護我國的出口，爭奪國際市場。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伴隨擇機退出等一系列的政策變化，我國的匯率政策又回到了危機前，采取所謂盯住一籃子貨幣這樣的方式。這相對加快了人民幣升值的通道。
不過劉偉強調，除了考慮人民幣匯率的需求效應，還要考慮它的供給效應。當人民幣升值之后，進口商品價格會下降的，特別是像石油能源等依賴度比較高的商品，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