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但是在中國也出現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勞資矛盾日益加深、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僵化、農民工進城面臨種種困難等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一種擔憂：也許將來某一天，中國的經濟增長會變得緩慢、停滯甚至下降。到了那個時候，隨著經濟增長產生的樂觀情緒被削減，中國會不會面臨動蕩不安的局面？
答：你說的就是我們在中等收入階段，到了矛盾的凸顯期和風險的積累時期的特征。到了那個時候，由于增長的不平衡，城鄉、區域、居民收入差距都迅速擴大，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的低成本優勢又在減弱，提升創新能力的難度也在增大，我們會面臨很多問題。所以你說的確實是一個矛盾的集中爆發期，到那時出現所謂的社會動蕩的風險也肯定是存在的。你說拉美為什么那么多國家好多年前就達到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四五千美元，但就是邁不過去了？有很多原因，它出現的矛盾就是你剛才說的，在轉移過程中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就出現了所謂的停滯，甚至出現各種政治危機。
但是我們說我們其實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而且也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現在經常提包容性增長，要公平發展。就是說中國決策部門已經有這種意識和認識。現在的問題是在戰略上和制度安排上怎么去實現決策層的預定目標，這確實是下一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一點。包括收入分配，說起來很容易，誰都會說這個事，但是真要做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我經常說一句話，鄧小平說兩步走，第一步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一步中國現在已經基本可以說是做成了。第二步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先富起來的人帶動落后地區，帶動大家共同富裕，這句話說起來很簡單，但是在制度上怎么實現？怎么帶動？怎么共同富裕？錢在你兜里，讓你拿出來，你拿么？做起來不是那么簡單的。
所以我們說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都需要相應的制度設計。包括收入分配調整，其實現在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說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調整，這次《中共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也提了要推進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還比如所得稅存量的調整，房產稅的問題。這次《中共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了收入增長要與經濟增長同步，什么是同步啊？你去看以前的統計數據，收入增長都比經濟增長低，因為那個時候的基本概念，就是說要有積累，才能提高和改善生活。但是現在某種意義上說，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經濟，這是相輔相成的。
問：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將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答：我現在可以明確告訴你的就是我們的民營經濟占GDP的份額實際上已經超過一半了。這從過去30年總的趨勢來看是很清楚的，國有企業總的份額是逐步減少的，民營企業的份額是逐步擴大的。
那么今后會是一個什么趨勢？我覺得民營經濟還會有成長的空間。比如你仔細研究一下最近中央頒布的新三十六條，它對很多領域都明確地放寬了準入。當然，新三十六條現在還在做一些實施細則，比如能源中的石油天然氣這一塊，就明確了要鼓勵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合作，共同開采石油天然氣。再比如市政公用設施。
最值得人們關注的就是金融業，專家討論時問民營企業你們最希望進的是哪個領域？民營企業家們多數人都說最想進入金融業。那么現在金融業是什么格局呢？現在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民營經濟可以進入，但是有一個約束條件，就是要國有銀行持股20%。銀監會是從風險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但是這一條可能對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是一個很大的門檻限制。民營資本相對來說是小規模的，它必須要多家整合起來才能進入這一行業。這其中如果一家有20%的份額，它就很可能是最大股東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有銀行占股20%，就等于國有銀行是最大的股東了，那到底這個是什么銀行呢？而且反過來說，這些大銀行也沒有興趣參與組建這種小銀行。因為它們的規模往往已經大得不能再大了，那還搞這些小東西干什么？這個可能是未來要突破的東西，當然這還涉及體制的問題。
其實千萬別小看了民營企業。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華為。華為去年全球500強排名，大概是排在270多名。它是一個中國的民營企業，但是規模已經超過了大跨國企業朗訊。中國現在已經有了不少這樣的企業，汽車比如比亞迪，電信比如騰訊，金融服務領域比如招商銀行，保險領域比如平安保險，都慢慢成長了起來。而且可以預見，以后在很多領域都會形成一批有國際水準的大企業，到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格局還會不一樣。
當然，現在人們的焦點還不在這，關鍵還在國有企業。一直說國企應該進行戰略性布局的調整，希望它的總體規模進一步收縮。實際上國企現在應該說已經做了一些調整了，但是也要看到，它現在主要經營的領域很多還是資源壟斷性行業。這些領域當然也在改革，比如說電信業，原來只有中國電信一家，現在有網通、移動、聯通、鐵通，變成了寡頭競爭的格局。雖然還是大的國有企業在那邊競爭，但是未來能不能開放呢？我認為這些產業應該說隨著技術的發展，還是能夠開放的，特別是在經濟服務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