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調查失業率估計會上升到7%，中國社科院包括農民工抽樣調查在內城鎮失業率現在已經達到9.4%，逼近10%的大關。

    ●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建筑業、電子電器等供需差都是負數，勞動力供大于求。

    ●8%的壟斷行業職工工資包括福利和住房加在一起，占了整個工資福利獎金的55%。如果能夠把行業差距縮小到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合理的差距，達到最高與最低1比2左右，節省下來的工資基金可以多容納將近1000萬人就業。

    ●中小企業到2008年底為止對GDP貢獻超過60%，提供了80%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但是到2007年底中小企業貸款總額比重只占10%。

    當前就業形勢嚴峻

    宋曉梧說，本來就業問題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以后就是一個長期困擾整個社會的問題，這次金融危機使這個難題再次突出出來。現在，我國勞動力供給在持續增加，勞動力需求相比而言下降。供給和需求兩者相比較，我國面臨的就業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比較嚴峻的。
    比如，去年全年需要就業人員總數超過24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700多萬人，但是截止到去年7月底高校畢業生簽約率不到40%，如果今年經濟繼續下行，城鎮就業人員失業率還會繼續增加。同時，農村勞動力供給方面，從近期看，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數字，大概還有1800萬農民工返鄉沒有工作。從長期來看，還有1.2億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逐步轉移就業。
    在勞動力持續供給壓力很大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現在看起來是減少的。去年第四季度和第三季度相比，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比例(求人倍率)由0.977降到0.85，創了8年以來的單季最大降幅。今年返鄉農民工7000多萬人，截止3月底有80%又返城找工作，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兩會”中間的統計調查，現在認為大概有1100萬人沒有落實崗位工作，這也是社會上發生一些不穩定狀況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們看到，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建筑業、電子電器等供需差都是負數，供大于求。其中，建筑業是-24.81，機械制造是-17.71，大大下降。
    根據對514家企業的重點監測，企業崗位流失幅度從去年底開始加大，城鎮登記失業率最近幾年連續保持在4%左右，2008年第四季度攀升到4.2%，為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現在的一些預測，今年調查失業率估計會上升到7%，中國社科院包括農民工抽樣調查在內城鎮失業率現在已經達到9.4%，逼近10%的大關。
    面對這樣一個嚴峻形勢，中央和國務院在短期促進就業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補貼中小企業發展服務業，進行社會保險補貼政策，緊密結合內需，更多的拉動就業；落實“五緩四減三補兩協商”，幫扶企業克服困難，努力穩定就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勵自主創業；加強公共就業服務，改善就業環境等等。另外，從財政看也大大加大了對就業的支持力度，今年達到420億，比2008年增加了160多億元，增幅達到66.7%，這從中央財政來說是歷年增幅最高的。
    目前來看這些政策應該說也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中央政策帶動了地方的各種政策，像吉林、上海、福建、廣東、浙江等等分別響應中央號召提出了比較實際的政策。根據最近的一個數字，到四月底全國城鎮新增就業465萬人，農民外出打工人數也有較大恢復，扭轉了去年第四季度以來下滑的趨勢。

    三原因導致就業彈性低

    宋曉梧說，在出臺了一系列的短期政策以后，目前情況來看，對于促進就業確實起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就中國就業問題的長期戰略來看，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也更難。
    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加大投資，中央也在加大投資，目標是為了“保八”。但是和過去不一樣的是，過去“保八”是因為沒有落實科學發展觀，搞GDP掛帥，現在則是為了保民生、保就業。有觀點認為，如果沒有百分之八的增長就解決不了就業問題。
    可是實際情況不完全是這樣，因為我國的就業彈性過低。舉例來說，全國2000多個縣將近700個市投入了許多的資金來修主題公園、廣場，這些投資進去以后最終能拉動多少就業？也就拉動幾個清潔工人。如果我們把這筆錢放在我們需要加強的社會保障上、社區衛生服務上，這樣又能拉動多少就業。 
    從整體情況來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表明，上世紀80年代我們的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拉動200多萬人就業，這一比例到上世紀90年代下降到了100多萬，21世紀以來基本徘徊在100萬左右，有時候GDP增加一個百分點，只能拉動80多萬人就業。改革開放30年，我們自己和自己比就業彈性下降了，由過去大概0.3左右下降到0.1。
    再和國際上進行比較，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研究所對OECD數據庫和各國GDP就業量的計算，一般發展中國家就業彈性平均在0.3-0.4，發達國家2007年歐盟地區總就業彈性是0.78，OECD國家是0.48。這說明我們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對帶動就業的促進作用，與發達國家相比差太多了，中國基本上是全世界就業彈性最低的國家。
    為什么中國的就業彈性這么低？需要分三個層次來分析。首先談產業結構對就業的影響。可以說，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十多年了，產業結構調整步伐非常緩慢，可以大量容納就業的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停滯在40%左右，就業比重停滯在30%左右。然而從國際上看，1996年的時候，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在三大產業中的比例是4.3比32.7比60.7，美、日、歐發達國家第三產業比重在70%以上，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65%。
    再看改革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第三產業的產值在2006年的時候還是41.2%，到了現在反而下降了。這是因為我們的地方政府很多都在追求重化工業，因為產值高。盡管“十五”、“十一五”規劃都講了要調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但是這個目標沒有實現。
    其次，看分配格局與就業。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在財富一定的情況下，用來雇傭工人的投入越多可以雇傭的人越多。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總體財富上用于工資的比重是在降低的，而且降低幅度很大，從1980年的17%持續下降到2005年的10.76%；2007年有所上升，到11.32%。在國民收入中用于雇員的比重大幅度下降這本身就嚴重影響了就業總量。
    在1998年以后的十年中，我國的資本收益和勞動報酬比例嚴重失衡，勞動報酬少了，資本收益多了。數據顯示，國內生產總值中勞動報酬在1996年的時候達到最高，之后持續下降。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比例是39.74%，十年內下降了13.66個百分點。同期企業盈余份額不斷增加，從1998年-2007年企業盈余份額增長了31.29%。和國際相比較，美國勞動報酬占凈收入比重達到75%左右，占國民收入比重也在65%左右，占GDP比重在55%以上。
    假設我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不下降，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保持在1990年53.4%的水平，可以多容納1100萬人就業。假設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達到美國1920年55%的水平(1920年美國產業結構和收入水平和我國現在大體相當)，可以再增加1500萬人就業。假設2007年工資總額占GDP比重維持在1990年的15.77%，我們現在應該能夠多容納4600萬人就業。即使考慮到工資占GDP比重增加的數不光用來擴大新增就業，還要擴大原來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假設新增就業擴大一倍，平均工資提高一倍，也還可以多容納2300萬人就業。
    第三，行業分配不合理，進一步降低了就業彈性。宋曉梧說，中國現在的行業收入差距卻在持續擴大，1978年全國城鎮職工在崗平均工資615元，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水生產供應商，當時平均工資850元，是收入最低的社會服務業的2.17倍。到了2006年的時候，收入最高行業平均工資是最低行業的4.75倍。
    國家發改委分配司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8年)，列舉了18個行政性壟斷行業，指出他們職工總數占崗位職工人數的10.8%，工資總額占了全部行業的17.2%，年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比最低的農林牧副業相差4.46倍。如果把壟斷行業的住房等各種福利待遇統計進來，中國改革基金會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認為，這中間差距在7倍左右。同時，《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認為8%的壟斷行業職工工資包括福利和住房加在一起，占了整個工資福利獎金的55%。
    與國際相比，日本最高比值是1.69倍，英國是1.91倍，法國1.96倍，德國2.23倍，加拿大2.71倍，巴西比較高是5.62倍。我們總是擔心中國陷入拉美式的經濟陷阱，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今年第一季度最新行業平均工資數據，可以計算出我國收入最高的行業是證券業，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金融業是平均工資的3倍。而較低的木材加工業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3.6%，紡織業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5.5%，農副產品是60.1%，最高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之比是11比1，遠遠超過巴西。
    我國壟斷性行業憑借對關鍵資源獨自擁有或者是政府賦予的排他性生產某種產品的權利，既享受投資、信貸、稅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又壟斷生產要素、經營范圍和產品價格，壟斷利潤通過各種途徑轉化為該行業職工的工資福利，導致了壟斷性行業平均工資過高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政府早已認識到了，但是始終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如果扣除壟斷因素，以國家發改委分配司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中列舉的18個新增性壟斷性行業工資總額來推算，報告中說，這中間有三分之一收入是壟斷性因素造成的，那么我們把三分之一壟斷性因素砍下來(假設我們能砍下來的話)，這部分錢節省下來的工資基金可以多容納700萬人就業。
    再進一步算，如果能夠把行業差距縮小到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合理的差距，達到最高與最低1比2左右，節省下來的工資基金可以多容納將近1000萬人就業。

    五點建議

    針對我國就業面臨的嚴峻形勢，宋曉梧提出了五點建議：
    “首先我提出的建議是在‘十二五’時期把促進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他說。然后根據如何促進就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分配關系調整，和壟斷行業改革。
    宋曉梧說：“就業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也不是一個勞動部門的事。比如說產業結構調整，勞動部門調整得了嗎？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勞動收益占GDP的比重，總工資占GDP的比重，一個部門解決得了嗎？解決不了。但是如果我們把就業作為首要目標，大家都圍繞就業來考慮問題的話，考慮問題的角度會變，思路會變。”
    他補充說，把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絕不意味著把失業率作為政府的考核目標。比如說，如果國家提出了今年登記失業率不得超過4%，地方政府就會控制在3%左右，你再來就不登記了。
    第二，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不要因為短期的目標影響長期決策。“現在確實我們有一些短期的政策(影響長期決策)，比如說號召企業不解雇職工。但是現在有一些企業就反映了，說規定了不是不讓解雇，也可以解雇，但是規定解雇多少人以上的必須要到哪哪去登記，然后想方設法就讓你登記不了。這些問題是在實際工作中發生的�！彼螘晕嗾f。
    第三，要轉變主要靠投資拉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F在，投資對GDP的彈性本來就在下降，GDP對就業的彈性又在下降，所以這種增長方式要轉變。
    第四，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快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加快城市化建設進程。這個確實是拉動就業和提升消費潛力非常大的一點。
    另外，把中小企業發展作為拉動就業的一個重要的途徑。中小企業對就業有巨大的作用。數據顯示，中小企業到2008年底為止對GDP貢獻超過60%，對稅收貢獻超過了50%，提供了70%左右的進出口貿易額，提供了80%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想一想，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國有企業大概是4000多萬人，集體企業2000多萬人，兩個加起來7000多萬人，但當時總體就業形勢還是穩定的，靠什么？就靠中小企業吸納了50%以上的國有企業下崗人員，70%以上新增就業人員和70%的農村勞動力。
    但是現在，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就業問題突出了，更應該看到中小企業是容納就業的主渠道。國際上也是這樣，90%的人在中小企業就業。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到2007年底中小企業貸款總額比重只占10%，今年上半年貸款大量增加，一下子貸出五個億，但是據統計，第一季度私營企業銀行貸款僅占總體貸款額的13%。一大部分票據停滯在大的國有企業。中小企業是容納就業的主體，但是真正得到國家金融財政支持的很少，我們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就應該把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放在重要的位置，因為它對于擴大就業其者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宋曉梧簡介

    1947年出生，1983年在北京經濟學院勞動經濟系碩士研究生畢業。

    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公室副主任(副部級)、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經濟學碩士、研究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曾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黨組成員兼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宏觀體制司司長，國家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兼國務院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勞動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勞動部國際勞動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理工作研究會副秘書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等職。

    社會兼職主要有：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中國企業家協會執行理事、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行政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民政部咨詢專家等。

    [背景鏈接一]世界各國促進大學生就業的做法

    在就業政策方面，美國的就業激勵措施最為完善。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鼓勵大學畢業生到特定的地區或從事特定的職業，采取了許多激勵措施，其中最為常見的做法是免除或部分免除學生上學期間的就學貸款。在聯邦政府的政策外，各州也還有不同的激勵政策。

    [背景鏈接二]當前就業形勢

    首屆“中國就業季度分析會暨2009年第一季度分析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教授代表中國就業研究所課題組詳細發布了《2009年第一季度就業形勢分析———以網絡招聘數據為例》的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