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矛盾還須深化城市改革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快速轉型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兼生，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共存。一億多人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正處在適齡期，目前他們首要面臨的大問題就是婚姻問題。《勞動合同法》出臺后，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雖較上一代農民工有所進步，但仍然得不到維護。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雖然職業期望高，受職業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擺脫賣苦力的低級打工狀態，也普遍感到力不從心，只能從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臟、苦、累、風險大等邊緣職業，就業環境差，勞動時間長，工作量大，勞動報酬低，基本權益難以得到應有的保障，享受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新生代農民工一旦進入城市新環境，鄉村社會規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為失范(即自律性喪失)，這樣，新生代農民工農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們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低于父輩，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時，在職業技能低、經濟收入差、無住房、受歧視、討不到老婆等的連鎖反應下，貧窮和光棍的結合，對城市社會的沖擊將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戶籍限制，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定位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納他們的準備。相反既有經濟門檻，又有素質門檻和福利門檻，即使這樣，他們仍不愿回到農村。它意味著，農村不是退路。也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必須依賴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種將農村作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過時了。這樣，新生代農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動人口集中的城市邊緣區、老城區，交往的對象多為老鄉，社會結構呈現單一化、封閉性的特點，形成一個自我隔離的孤島。在那里，弱信息、弱發展機會、弱資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勞動力聯系，貧困和孤島的經濟效應往往意味著缺乏發展的機會，與主流社會脫節。他們處于非城非鄉、進退失據的境地，面臨著雙重邊緣化的狀態和貧困化不斷加劇的境況中。
　　由于沒有戶籍，他們就業受限制，《勞動法》第3條規定的“勞動者有平等就業的權利”很難從紙上權利轉化為現實權利。入城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價。大多數農民工只能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尋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難獲得一種地位資源的積累，更不用說實現一種地位向上的流動。生活來源決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無業便無依，將使這一部分人處于游動不定的狀態，具有游民的特征，成為隨時可能妨礙社會穩定和和諧的隱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剛發布的廣東三大監獄大規模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罪犯九成在26歲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網絡媒介的發展，他們也更容易被組織起來共同發出聲音，社會矛盾更容易被擴大和激化。如果繼續將他們排斥在體制外，將他們邊緣化，漠視他們的物質、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們更容易產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會治安和穩定。這值得我們警惕！
　　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是社會矛盾能夠逐漸消弭并得到妥善解決的社會。“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質境遇是有思想的人們的內在本能，這種欲求是消滅不了的，它是一切人類行為的推動力，人通過擴大滿足需求的活動走向幸福的社會，要是封鎖了這條路，人就只有一個辦法了：壓制并掠奪別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變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
　　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的種種差異及面臨的困境，對當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戰。并且，這種挑戰將日益變得清晰、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