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
對重慶模式的最權威解釋迄今為止來自被稱為重慶首席執行官的黃奇帆市長。在黃市長看來，作為內陸城市的重慶要超速趕超沿海地區，必須打造不同的發展路徑。過去20年，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這是東部沿海盡占區位優勢的原因。而重慶發展加工貿易，便需以新的模式解決物流成本、產業配套等問題，“一頭在外，一頭在內”。所謂“一頭在外，一頭在內”，即沿襲銷售市場“一頭在外”的同時，將原材料、零部件等生產全部實現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區，從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為落實這一策略，黃奇帆市長曾于2008年親赴美國惠普公司，說服惠普將4
000萬臺產能的電腦生產基地落戶重慶。此后，他再赴臺灣，將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企業富士康引入重慶。廣達、英業達等電子代工巨頭接踵而來，大批零部件企業亦相繼跟進。重慶的對外開放戰略取得了巨大成績。至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中，超過200家已經落戶重慶。
不過，大膽設想、扎實工作之外，重慶取得的成功離不開兩個更加關鍵的因素：首先，中央給予重慶諸多優惠政策，其中包括使重慶成為在內陸唯一擁有兩個保稅區的城市。換言之，重慶實踐可以視為在中國橫行多時的優惠招商競爭的升級版。其次，重慶大規模的基建、固定資產投資構建了重慶得以被外企相中的基礎。這些投資極大程度上改善了經商的硬件環境。事實上，大量外企的入住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讓重慶天量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與產能有了用武之地，不至于成為過剩設施與產能。
從全局意義上理解重慶模式，重慶經濟起飛來自于投資、城市化、出口增長的正反饋循環。2011年，重慶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高達76%，四川比例為72%，全國平均水平則為64%。單此項差別，就可以解釋三者在經濟增速上的大部分落差（重慶161%，四川15%，全國91%）。
重慶的投資不僅規模巨大，且以國資為主導。根據重慶財政部公開披露的數據，重點項目投資中國資主導的占比為67%，市場主導的占33%。為支撐如此水平的投資，重慶構建了構思巧妙、規模宏大的政府債務平臺系統。重慶以政府金控公司渝富公司統領與支撐地產、城投等八大投資公司，主要依賴財政支出、中央轉移支付項目投資、土地增值、國有股權等資金來源充實資本金，之后在擴大的資本金基礎上動用一切金融手段擴大融資規模。至2011年中，八大投資公司資產總額約為4
139億元，負債額約為2
500億元。資產額與負債額快速攀升的關鍵是土地經營與金融運作。按照重慶市政府的規劃，土地增值的絕大部分收益收歸國有，構成各類投資項目資本金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金融機構樂于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礎。
舊模式中，政府被現收現付規律約束，投資規模受限于財政開支與項目未來的現金流，有限的開支規模不足以支撐藍天般的雄心壯志。在地方債務平臺模式被大規模應用之后，自覺與不自覺地，地方政府開始學習公司運作方式來經營城市。在這種創新方式中，包括財政開支在內的各類資源被整合，用于獲得各類信貸資源，如此，較小的投入可以撬動數倍總資產規模。舉一個簡單的數學例子，舊模式中1億元的財政開支或許只能支撐1億元的投資；相反，如果這1億元投資作為資本金，撬動區政府以未來土地增值4億元，合計5億元作為資本金，在65%負債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億元信貸，如此，總投資可以放大到14億元。新舊模式下投資規模相差可高達十數倍。同時，在新模式之下，可暫時不考慮還本付息方面的壓力，依靠資產增值足以說服銀行提供源源不斷的后續支持。這樣，地方政府債務平臺模式繞開了中央關于地方政府不得舉債的規定，經營城市的思路由關心經營損益轉變為資產負債表管理。
金融抑制狀態的本質是資金價格低于其影子價格；透過利率剪刀差的方式，居民財富源源不斷地向資金使用者輸送。這種狀態下，誰能獲得資金，誰就能獲得利益輸送。毫不夸張地說，投資的超高速增長構成了重慶經濟快速擴張的主要動力。
為主導整體進程，重慶市政府設想實施了嚴格的社會管理機制，努力擴大政府對全社會資源的掌控與動員能力。打黑運動作為標志性施政措施，不僅有利于減小貧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迫使民間經濟服從政府意志。政府主導的經濟行為要么將民間經濟驅逐出有利可圖的行業與機會，要么迫使民間經濟尾附于政府經濟項目。
由此導致的民營經濟凋敝的負面影響被激進的對外開放所對沖。依靠全方位壓低生產要素成本以及積極的招商引資舉措，外資企業帶動重慶對外開放度大增，進出口的快速增長令基礎建設有了用武之地。
如此，在這一城市管理運作模式中，極限放大債務杠桿率拉動了固定投資增速，積極對外開放提高了產能利用率。投資、城市化、出口增長的正循環，被迅速攀升的債務杠桿率插上了翅膀。
上述運作模式并非重慶獨有，事實上，各個省級、市級乃至縣級政府都在大量運用這一模式。近些年來，固定投資與城市化過程的極高增速與此緊密相關，各地耀眼的經濟成績也多拜其所賜。可以說，哪個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債務與金融杠桿，哪個政府就可以在GDP錦標賽中領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軍重慶之外，天津、貴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錦標賽中排名靠前。
根據重慶市統計局及財政局提供的數據，重慶2011年的財政支出高達3 961億元，占GDP比例為39%，而本地財政收入（含非稅收收入）為2
908億元；對比之下，同為西部省份、各方面條件都具備可比性的四川省的財政支出GDP占比為22%，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的23%。重慶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代價，是地方財政的持續緊繃與地方債務的高速擴張。
重慶是否有財政赤字只是定義問題，如果將本地支出（3 961億元）與本地收入（2 908億元）之差定義為財政赤字，則重慶2011年的赤字為1
053億元，占GDP比例高達105%，只不過這個差額由巨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埋單。西部省份接受中央轉移支付本為常例，比較而言，重慶規模較大：四川財政支出中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部分占GDP的比例為7%，全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則為11%。
另外，重慶本地收入中，稅收收入為880億元，非稅收收入為607億元，土地出讓金則高達1
309億元；在稅收收入的880億中，建筑業與房地產業占比高達452億元。由此可見，重慶財政收入對土地與房地產的依賴度超過60%，稱為土地財政毫不為過。相反，贏來喝彩聲的大量外企并未貢獻太多的稅收增長，工商業經營狀況也不盡如人意：2011年增值稅僅82億元，不足財政收入的3%，增速也僅為微不足道的5%。高補貼的招商引資模式的代價由此可見一斑。
按照中央審計署的數據，重慶市區縣級政府債務在2010年底總額約為2
159億元。該數據未包含市一級政府債務。這一數據已經大大高于黃市長接受采訪時聲稱的“整個重慶，包括區縣和市級政府，跟財政有關的債務余額是1
200億元”，或許黃市長對政府債務的定義不同于中央審計署吧。這一債務在快速增長中，我在2012年曾經如此推算重慶的債務數量：全國平均而言市一級政府債務是區縣一級政府債務的16倍，重慶市區縣級財政開支占全市比例為585%，合理的推測是重慶市總政府債務最少在3
690億至5 613億之間，且未計算政府擔保義務、養老金缺口等隱形負債。取其中間值，重慶市政府債務大約為4
650億元。而2013年底公布的重慶市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高達7 650億元，比我當時的推測值更高。
與此同時，2011年政府控股企業貢獻的基金收入僅1113億元，巨量債務并未產生起碼的投資回報率。
很明顯，重慶模式要持續下去的前提條件相當苛刻。如果來自中央的轉移支付減少，如果土地升值速度降低，如果天量投資建設項目投資之后難以產生合理現金流，如果金融機構收緊對債務平臺的信貸，重慶將被迫降低其投資增速，鑒于投資占經濟比例高達76%，此舉將導致經濟增速快速滑落。
而重慶債務狀況并非孤例。事實上，天津、吉林、海南等省市的債務狀況同樣承受著沉重壓力，如果不是更大壓力的話。上述對重慶的分析不是針對重慶，恰好相反，正是由于重慶在相關運作中將這一模式運行到極致，我愿意將它作為別的城市的榜樣與樣本來予以分析，故而稱之為“重慶模式”。
重慶案例典型地體現了地方政府行為對經濟的影響，在第二章中我強調了它的正面作用，而現在看來，其負面作用也日益顯現。這一負面作用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論述：首先，地方政府的強烈投資導向導致基建投資過多；其次，地方政府主導下的過度投資導致債務風險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