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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文獻綜述

匯率制度和資本項目開放次序、金融發展方面的理論研究為時并不算長，最初的研究主要是討論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開放的先后順序。持有資本賬戶優先開放觀點的代表文獻包括Lal (1987)和Bhandari（1989）。這些學者認為，資本項目首先開放可以使得匯率信息透明化，降低匯率的波動性，同時降低金融成本，促進經濟發展。經常項目優先的觀點持有者同樣不少，Edwards(1989a，1989b)認為資本項目首先開放使得貨幣匯率波動過大或者本幣升值，會影響國內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的降低。通過文獻整理，Edwards (2007)總結多數學者的觀點認為資本賬戶的自由化應在經常賬戶自由化之后進行，防止資本外流等不必要的資源轉移造成國內融資成本升高。
　　亦有學者認為資本項目開放應該以宏觀經濟良好發展為依據。Johnston 等(1997)在研究了智利、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泰國的經驗之后，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應該融入到經濟結構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中，證券資本的流動要同國內金融部門的改革相協調。Nsouli 等(1998)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國存在對內和對外的大規模失衡，應優先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Edwards(2007)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首先應處理財政上的重大問題，在改革初期要達到基本的宏觀經濟穩定。目前較普遍的共識是資本項目開放應在穩定的宏觀經濟之后(Nsouli 等，2002)。
　　早期的文章中關于資本項目開放的討論主要是集中在其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上，金融系統的發展并沒有引起重視，后來的學者逐步開始研究金融系統在經濟改革中的作用(Falvey等，1987；Edwards等，1987)。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人們逐漸意識到金融危機頻率的加快可能同資本賬戶開放有關（Edwards，1986）。結合金融體系的發展，資本項目開放的推行需要一定的先決條件，否則會像IMF官員所說，“在不具備一系列先決條件時就推行資本項目開放會有極大風險” （IMF，1998）。這些先決條件包括：謹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市場化的匯率制度、充足的國際儲備、健全的金融體系，以及一個市場導向的激勵制度（Ishii等，2002；Guitian等，1996）。
　　考慮資本項目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主要的觀點是首先發展國內金融，在穩定的金融系統基礎上再進行資本項目開放。Donald (1993)和Edwards（2005）認為在金融發展較好的國家開放資本項目是有利的，但對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開放資本賬戶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所以資本項目開放應在國內金融發展之后進行。Johnston（1998）把資本賬戶開放直接看成金融部門自由化的一個方面，他指出，一個正在實行資本項目開放的國家必須強化其金融機構的穩定性，以保證資本項目開放平穩進行，并且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達到貨幣政策目標和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因此，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適當的監管框架。總體來說，資本項目開放的順序應該在建立穩定的金融系統和完善的金融監管框架以后（Eichengreen，2001）。Ishii 等（2002）也主張資本賬戶的開放應基于對資本管制、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的脆弱性評估，并以此作為資本賬戶開放的順序。
　　對于資本項目開放次序的具體研究，意義最大但是也是最困難的。據Eichengreen（2001）介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本立場是：各國的情況極不相同，因此不可能有普遍適用的排序方法。對實行資本賬戶開放所需的時間，也須依各國情況而定。
　　實證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Ishii 等（2002）小組發表的“資本賬戶和金融部門”的報告，此報告列出了對9個國家資本賬戶自由化的經驗：（1）、資本賬戶開放順序以及資本賬戶開放與其他政策實施的先后順序并沒有標準的衡量方法。(2)、由于復雜性和內部相關性，不能單獨的分析資本賬戶開放和其他政策的效果。(3)、資本項目開放的順序確定需要仔細考慮每一個國家的情況和需要。(4)、通常情況下，漸進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漸進的方法不代表有順序的開放。(5)、如果一國的宏觀經濟出現變化或者波動性增加，那么開放順序需要修正。(6)、特殊情況下，可能需要采用臨時應急的措施以減緩開放，直到環境好轉。（7）、一種方法不一定可以從一個國家成功地移植到另一國家，謹慎的態度還是需要的。
　　關于對資本賬戶領域內政策行動排序的研究進展，多數學者同意先放開長期資本流動、后放開短期資本流動，先放開直接投資、后放開間接投資（Eichengreen等，1998）。Nsouli 等（2002）更進一步認為在資本流動方面應明確劃分資本內流和資本外流，應該先取消資本內流后取消資本外流。首先取消長期資本內流，這樣可以借助外來資本和技術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對于間接投資，同樣是先開放長期資本后開放短期資本，對于不同的市場，由于債券市場先于股票市場發展，所以可以先開放債券市場。
　　對于資本賬戶領域內政策行動具體項目開放排序的實證研究比較少。Johnston 等（2007）對智利、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泰國的資本項目開放和國內金融系統發展、匯率制度的改革過程作了詳細的介紹，認為資本項目開放應伴隨著宏觀層面和匯率制度的整體發展而深入，但是對于具體的改革內容沒有進行詳細闡述。Aramaki等（2006）對日本的資本項目自由化、匯率制度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認為金融市場不穩定的時候應該采取緩慢謹慎的改革步驟，對開放的各項內容進行風險評估，然后首先開放風險較小或者容易控制的項目，風險較大或者控制措施比較復雜的則放在后面開放。同時，應該建立控制渠道防止意外的沖擊對國內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另外，還有一些文章則單獨介紹一些國家的金融發展、匯率改革或者資本項目開放的歷程或者與經濟增長、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但是對于匯率改革與金融發展和資本項目開放之間的關系則研究較少，即使研究也只是略微提及，并沒有深入進行。
　　在一個國家進行金融改革期間，并不存在統一的標準。必須仔細評估該國的具體情況。一國也應該在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或者出現其他沖擊時相應地改變排序或者施加控制以推遲改革（Habermeier，2002）。現有研究只是分析了資本項目開放和金融發展之間的先后順序，缺乏具體的改革進程、改革措施以及改革效果的總結與評價。本章將基于這一宗旨，對日本、智利、波蘭和新加坡四個國家進行考察，以期得到具體的開放順序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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