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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市場與不平等

前一章強調了尋租對于美國高度不平等的產生所起的作用。解釋不平等的另一種方法是強調抽象的市場力量。根據這種觀點，正是由于中底層群體的運氣差，市場力量才會為所欲為—造成了普通工人收入減少、嫻熟銀行家收入飆升。這種視角的言外之意就是：誰要是干涉市場奇跡誰就是自冒風險，因此不要輕易去“糾正”市場。	
　　我的觀點有所不同。先來回顧一下我在第1章和第2章所做的評論：有著與美國相似技術和人均收入的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在四個方面與美國大為不同：稅前即轉移支付之前收入的不平等；稅后即轉移支付之后收入的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經濟流動性。在這四個變量隨時間變化的趨勢方面，這些國家也與美國大為不同。如果市場是主要的驅動力量，那么為何看上去相似的發達工業化國家之間差異如此之大？我們提出的假設是：市場力量真實存在，但它們被政治過程塑造了。市場是由法律、規章和制度共同塑造的。每一部法律、每一條規章、每一項制度安排都對分配造成影響—我們塑造美國市場經濟的方式是有利于上層群體而不利于其他人的。 
　　決定社會不平等的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對此我們在本章加以討論。我們知道，政府塑造了市場力量。但是社會規范和社會制度也有同樣的功能。實際上，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放大了社會規范。在很多社會里，處于底層的人群不成比例地由各種群體構成，這些群體以不同形式遭受著歧視。這類歧視的內容是一種社會規范的問題。我們將看到社會規范的變化（例如，關于什么是公平補償）和制度的變化（比如工會）如何塑造了美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但是這些社會規范和制度像市場一樣都不是處于一個真空里：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社會的1%上層群體塑造的。

需求和供給定律

標準的經濟學分析是運用需求和供給來解釋工資及工資差異，并用供需曲線的移動來解釋工資的變化模式及收入的不平等。比如，根據標準的經濟學理論，非熟練工人的工資由供需關系決定，以使需求等于供給。如果需求的增長慢于供給，那么工資就會下降。因此，對于不平等的變化的分析注重兩個問題：①是什么決定了供需曲線的移動？②是什么決定了個人稟賦，即那些具有高技能或大量財富的人？
　　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移民都能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教育普及率也許會減少非熟練勞動力的供給并增加熟練勞動力的供給。技術變革會導致某些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或者對某些類型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并且對于其他類型勞動力的需求增加。
　　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是經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其中之一是過去20多年時間里美國就業市場的一種變遷：曾在“二戰”后幫助創造了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制造業喪失了數百萬的工作崗位。轉移的比較優勢加重了這一問題，當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獲得了競爭能力并大舉投資教育、技術和基礎設施等領域時，美國在全球制造業的份額就相應縮小了。當然，在一個動態經濟中，工作崗位總是在不斷地被破壞又不斷地被創造。然而這一次情況卻不同了：新的工作崗位普遍不像老的工作崗位那么工資高、時間久了。曾使制造業的工人備受重視并獲得高薪的那些技能在他們新的工作中（如果他們能找到新工作的話）幾乎不再有什么價值，因此他們的工資就反映了他們變化了的地位—從熟練的制造業工人變成了其他部門不熟練的工人。在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工人成為了他們自身成功的犧牲品：他們提高的生產率把他們自己葬送了。隨著被取代的制造業的工人轉向其他行業尋求工作，其他行業的工資就下降了。
　　21世紀初的股市繁榮和房地產泡沫幫助掩蓋了美國當時正經歷的那種結構性錯位。房地產泡沫給那些失業者提供了工作，但那只是暫時的緩和；泡沫還助長了消費繁榮，使得美國人生活入不敷出。要是沒有那種泡沫的話，大量中產階級弱化了的收入早就顯現出來了。
　　這種行業變遷是美國不平等增加的關鍵因素之一，它解釋了為什么普通工人的日子過得這么差—他們的工資如此之低，而那些得到了最大利潤的上層群體的日子又過得這么好。
　　第二種結構變遷來自技術變革，它提高了對熟練工人的需求并用機器取代了很多非熟練工人，這被稱作偏向技能的技術變革。很明顯，那些減少對非熟練勞動力需要的創新或投資（比如，投資于機器人）會弱化對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并導致更低的非熟練工人工資。
　　那些把社會中底層群體的工資下降歸因于市場力量的人就會把這種情形看成是平衡市場力量的正常結果。而且，令人遺憾的是，如果技術變革一直繼續下去的話，這些趨勢可能也跟著持續下去。
　　市場力量并不總是這樣運行的，并且也沒有什么理論提出市場力量必須應該這樣運行。在過去的60年里，對于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的供需變化起初減少了，但后來又增加了工資差距。在“二戰”之后的年代里，多虧了《軍人安置法案》，大量美國人才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1940年時大學畢業生只占勞動力人口的6.4%，到1970年這比率翻了一倍，增加至13.8%）。由于經濟增長和對高技能工作的需求與勞動力供給的增長是一致的，因此教育的回報保持強勁勢頭。有大學文憑的工人仍可得到比高中畢業生高1.59倍的工資，與1940年的比率（1.65）幾乎沒有變化。非熟練工人供給的相對減少意味著就連這些工人也可以從中受益，因此工資普遍提高了。美國享受了廣泛的共同繁榮，并且實際上底層群體的收入增長得比上層群體的還快。
　　但隨后美國的教育成就停止了改善，尤其是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而言。美國人口中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得非常緩慢，也就意味著熟練工人的相對供給降低了，1960～1980年平均年增長率將近4%，然而在接下來的25年時間里增長率變得小多了，只有2.25%。5截至2008年，美國高中生畢業率是76%，歐盟是85%。在發達工業化國家中，美國的大學畢業率只達到平均水平，有13個國家超過了它。美國高中生的平均成績（尤其是在科學和數學這兩門）充其量只是一般。
　　過去25年來的技術進步（特別是計算機化）使機器取代了那些能被程序化的工作。這就增加了對那些掌握了技術的工人的需求，同時也減少了對那些沒掌握技術的工人的需求；于是掌握了新技術所需技能的工人就得到了更高的相對工資。全球化加劇了技術進步的影響：那些能被程序化的工作都被輸往了國外，那里的勞動力成本只是美國的一小部分。最初，供需平衡使得社會中層群體的工資上升，但底層群體的工資停滯甚至下降。最終，機器取代人工以及外包的效益都凸顯出來。在過去15年里，中層群體的工資發展并不好。
　　結果就出現了我們在第1章中描述的美國勞動力隊伍的“兩極分化”：那些無法被電腦取代的低薪工作繼續增長—包括“護理”和其他服務部門的工作，而上層的高技能工作也繼續增長。
　　這種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顯然在塑造勞動力市場方面起了作用—增加了對有技能工人的溢價、用機器取代了一些工作、淘汰了其他一些工作。然而，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與最上層群體的巨額財富并無太大關系。它相對的重要性一直是個富有爭議的話題，對此我們將在本章稍后加以評論。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市場力量在起作用。在本章開始，我們描述了制造業生產率的提高（生產速度超過了對制造業商品需求的增長）導致了該行業失業率的升高。正常情況下要是市場運行良好的話，那些被機器取代的工人就很容易流動到其他行業，于是整個經濟就可以從生產率的提高中受益；但是被取代的工人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流動到其他部門并非那么容易—新的工作也許位于另一個地方或者需要不同的技能。在社會底層，有些工人因為無法找到其他就業途徑而不得不“深陷”在就業率下降的行業中。
　　與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在農業部門發生的情況相類似的一種現象今天可能也會出現在就業市場。當時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增加了農產品的供給，結果造成產品價格及農民收入雙雙下降，而且一年比一年嚴重，除非收成不好的年份里價格和收入才能偶有改善。有些時候，尤其在大蕭條初期，收入急劇下降—幾乎相當于農民三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當農民的收入是逐漸下降時，他們就會遷移到城市里找新工作，于是經濟就進行著雖然困難然而有序的轉型。但當農產品價格暴跌時（農民的房屋及其他資產的價值也隨之下降），他們就發現自己突然被困在農場上了，因為他們沒有錢遷移到別處，同時他們對于城里工廠生產的商品的需求也隨之下降了，這就造成城里也出現了失業。
　　今天美國制造業的工人也經歷著相似境遇。我最近參觀了離我家鄉印第安納州加里市不遠的一座鋼鐵廠，盡管該廠現在的鋼產量和幾十年前的鋼產量一樣多，但現在勞動力的數量只是以前的1/6。對于現有工人來說，前無拉力后無推力促使他們流向新的行業，因為更高的教育成本使得他們難以獲得與舊工作工資水平相似的新工作所需的技能；即便那些存在增長的行業，經濟衰退造成的低需求無法創造出什么工作崗位，結果就造成了停滯的甚至是下降的工資水平。2007年前后，一名汽車工人的基本工資大約每小時28美元；今天，根據廠方與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工會協商制定的雙重工資體系，新工人每小時只能掙到15美元。

再談政府的角色

我們已廣泛談論了市場發生的情況以及市場力量對于不平等的推動，但忽略了政府對市場的塑造作用。那些沒有被機械化或者不會很快被機械化的工作多數是在學校、公立醫院等公共部門的崗位。如果我們當初決定給教師更高的工資，那么我們就吸引并留住了更好的教師，也可能就提高了長期的整體經濟表現。使公共部門的工資低于可比較的私營部門的工資，這是一個公共決策。
　　然而，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通過立法來設定游戲的基本規則，這些法律包括鼓勵或阻止工會化的法律、決定管理層自由裁量權的公司治理的法律、應該限制壟斷租金程度的競爭法。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幾乎任何一種法律都對分配有影響，即有些群體通常是以其他人的損失為代價而受益。這些分配的結果經常是政府政策或計劃產生的最重要的效應。破產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稍后在第7章，我們將描述美國破產法的“改革”是如何創造了某種程度上的契約傭工。那種改革以及禁止免除破產學生債務的法律造成了美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貧困化。就像對分配的影響，對效率的影響也是不利的。破產“改革”減少了對債權人的激勵，使他們沒動力評估信譽及查明借貸的學生是否有可能得到與成本相稱的教育回報。同時增加了對掠奪性貸款的激勵，因為放款者非常確定能收回貸款，無論條款多么煩瑣也無論貸款使用者是多么沒有收益。在稍后各章里，我們也將看到政府是如何幫助塑造市場力量的其他例子—其方式都是以其他人的損失為代價幫助了某些人，并且過于頻繁的情況是，被幫助的那些人都在上層群體。
　　當然了，具有大量分配效應的不單是法律，還有政策。在前一章里我們已經考慮了幾種政策—例如，關于針對反競爭行為的法律的執行問題。在第9章，我們將討論影響就業水平和經濟穩定的貨幣政策，我們將了解那些弱化了工人收入但提高了資本收入的貨幣政策是怎樣制定的。
　　最后，公共政策影響著創新的方向。偏重技能的創新并非不可避免，比如，創新可以偏重于節省自然資源。在本書的后半部分，我們將討論那些或許能成功重新定向創新的備選政策。

全球化

十多年來，人們一直關注的焦點是“市場力量”理論的一個方面：全球化，即全球經濟的密切整合。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比全球化這個舞臺更有助于政治塑造市場力量。運輸和通訊成本的下降推動了全球化，而游戲規則的改變也同樣重要，包括減少資本流動跨越國界的障礙和貿易壁壘（例如，降低進口中國商品的關稅，以使得它們能在同一平臺上與美國商品競爭）。 
　　貿易全球化（商品和服務的流動）以及資本市場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整合）都加劇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但二者卻是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的。

金融自由化

在過去30年里，美國的金融機構強烈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事實上，它們已經成為了資本權利的衛士—超越了工人權利甚至政治權利。權利就是明確規定了各種經濟主體有資格享有的東西：例如，工人所追求的權利包括集會、結成工會、參與集體談判以及罷工。雖然很多非民主政府嚴厲限制這些權利，但是民主政府也限制它們。因此，資本擁有者可以有權利，其中最基本的權利是他們的財產不會被剝奪。但是話又說回來，即便是在民主社會里，這些權利也是受到限制的；根據征用權，國家可以拿走個人財產用于公共目的，但是必須有“正當程序”（due process）并給予相應的補償。近年來，資本擁有者要求了更多的權利，比如可以自由進出不同的國家。與此同時，他們還反對那些要求他們對在其他國家侵犯人權負更多責任的法律，比如能夠使被侵犯的外國受害者在美國提起訴訟的《外國人侵權法》（Alien Torts Statute）。
　　作為一個簡單的經濟學問題，從勞動力自由流動中獲得的對世界總產出的效率增益要遠遠大于從資本自由流動中獲得的效率增益。資本回報的差異與勞動力回報的差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金融市場一直在推動全球化，并且盡管那些金融市場中的人不斷談論效率增益，其實他們心中真正想要的是另外的東西—有利于自身并且增加他們自己而非工人優勢的一套規則。不同國家吸引投資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而不僅僅是降低工資或削弱對勞動者的保護；有一種更寬泛的“競次”方式，即確保商業法規薄弱并且稅收低。在金融領域，這種方式已經被證明是極為昂貴并且對于不平等的增長尤其關鍵。各個國家競相建立最少監管的金融體系，因為害怕那些金融公司會離開去其他市場。美國國會有些人士擔心這種解除管制的后果，但是他們也很無助：如果國會不同意的話，美國就會出現失業并失去一大行業。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個錯誤。由于監管不足而導致的金融危機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被保存下來的金融領域的工作數量的幾十倍。
　　雖然10年前大家都認為每個人都能從自由資本流動中受益，但是大衰退爆發后，許多觀察家都心存疑慮。這些擔憂不僅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有關人士，而且也來自某些全球化最強的倡導者。實際上，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確保全球金融穩定的國際機構）現在都認識到無產權負擔和過度金融一體化的危險：一個國家的問題可以迅速傳播到另一個國家。事實上，對蔓延的恐懼造成了動用數萬億美元來緊急救助銀行業。對傳染病的反應是“隔離”，最后在2011年春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意識到在金融市場采取類似反應的必要性，于是采取了資本控制的形式，即限制資本跨國界的不穩定運動，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期間。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場由金融業引發的危機中，主要是工人和小企業擔負了代價。危機又伴隨壓低工資的高失業率，因此工人受到雙重打擊。在以往的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是在美國財政部的支持下）不但要求陷入困境的國家進行大規模的預算削減，使經濟不景氣轉入了衰退和蕭條，而且還要求資產賤賣，于是金融家們趁機猛撲過來大賺一筆。在我較早寫的《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里，我描述了高盛公司是如何在1997年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贏家之一的，就像它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一樣。當我們想知道金融家們是如何獲得這么多的財富時，部分答案很簡單：他們參與設定了一系列使他們獲益的規則，甚至是在他們親手創造的金融危機中。

貿易全球化

貿易全球化的影響雖然不像與資本和金融市場有關危機的影響那么突出，但它們仍然緩慢而穩健地運作著。其基本原因很簡單：商品流動是對人員流動的一種替代。如果美國進口由非熟練工人制造的商品，那就減少了對在美國生產這些商品的非熟練工人的需求，于是便壓低了非熟練工人的工資。美國工人要想競爭，要么接受越來越低的工資，要么技能越來越熟練。不管我們如何管理全球化，這種效應總會出現的—只要全球化導致了更多的貿易。
　　然而，管理全球化的方式本身也導致了更低的工資，因為工人的談判能力被削弱了。隨著資本的高度流動以及關稅的不斷降低，企業可以簡單地告訴工人：如果他們接受不了更低的工資和更差的工作環境，那么企業就會搬到別的地方去。為了看出不對稱的全球化如何影響談判能力，設想一下，如果只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沒有資本的流動，那么世界將會怎樣？各國就會競相吸引工人，它們就會承諾提供好學校和好環境，以及對工人低稅收—這可以通過對資本高稅收來彌補。但那不是我們現實生活的這個世界，這也部分上因為那1%的群體不希望事情那樣發展。
　　在成功地使政府以提高他們對于工人的談判能力的方式來設定全球化規則之后，大公司們就開始動用政治杠桿來要求更低的稅收。它們威脅政府說：除非你降低對我的稅收，否則我就到別的稅率更低的地方去。在大公司推動政治日程使其以有益于它們的方式塑造市場力量的同時，它們自然沒有表露真正意圖。它們并不主張全球化（支持自由資本流動和投資保護），說那樣做就會犧牲社會其他人的利益而豐富他們自己。相反，它們華而不實地提出如何使所有人都受益。
　　這種論調有兩個關鍵方面：首先是全球化將增加一國的整體產出，比如以GDP衡量；其次是如果GDP提高了，那么涓滴經濟學就會確保所有人都受益。其實這兩個方面都不正確。的確，當市場運行完美時，自由貿易就使得人們能夠從受保護的部門轉移到更有效率的不受保護的出口部門，于是就可以出現GDP的增長。但市場通常不是運行得這么好。比如，被進口所取代的工人經常找不到另一份工作，于是就變成了失業。從一個受保護部門中的低生產率工作轉為失業，這降低了國民產出。這正是美國出現的情況；這種情況的發生由于兩個原因：一是宏觀經濟管理糟糕，導致經濟面臨高失業率；二是金融部門未盡其責，于是沒有創造出能取代被摧毀的老企業的新企業。
　　全球化會降低總產出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全球化通常會增加各國面臨的風險。一個國家對外開放會使該國暴露于各種風險面前，從資本市場的波動到商品市場的波動。較大的波動性會促使企業轉向從事風險較小的活動，然而這些更安全的活動通常都回報較低。在某些情況下，這種風險規避效應如此之大以至于每個人的日子都被弄得更差了。
　　即便貿易自由化會給某一特定經濟帶來更高的整體產出，人口中的大量群體仍可能境遇更糟。試想一下，一個充分整合的全球經濟（當知識和資本都可以在世界自由流動）會需要什么條件：世界各地的（某一特定技能的）所有工人都將得到同樣的工資。美國的不熟練工人將得到與中國不熟練工人同樣的工資。反過來說，美國工人的工資將直線下降，屆時盛行的工資將會是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平均工資，并且令人遺憾的是，該工資水平將更接近于其他地區的較低工資。因此，那些通常認為市場運行良好的全面自由化的倡導者不宣傳這種結果。實際上，美國不熟練工人已經遭受了打擊。隨著全球化的深化發展，他們的工資將面臨著進一步的下滑壓力。我雖然不認為市場能運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工資將會完全平等，但是工資變化的確在朝著那個方向發展，速度之快足以得到我們的充分重視。這一問題今天在美國和歐洲尤其嚴重：伴隨著節約勞動力的技術變革已經減少了對許多“良好的”中產階級藍領工作的需求，全球化又創造了一個全球市場，使同樣的工人與可比的外國工人直接競爭。這兩個因素都削弱了工資。 
　　那么，全球化的倡導者又是如何宣稱每個人的境遇都會更好呢？理論所說的是每個人的境遇都可能變得更好。也就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但是該理論并沒有說贏家愿意那么做—通常他們不那么做。事實上，全球化的倡導者經常宣稱全球化意味著贏家不能也不應該這么做。他們說，用以幫助輸家所必須征收的稅會減少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而在我們這樣一個高度競爭、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國根本承受不起那樣做的后果。事實上，全球化對于社會底層群體的傷害不僅是直接也是間接的—那些在社會支出方面的誘發性削減以及累進稅制。
　　結果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全球化幾乎都顯著增強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我已經強調過，問題出在全球化的管理。亞洲國家在通過出口導致的增長中獲益巨大，并且有些國家（像中國）采取措施確保了增加的產出中有顯著的部分給了窮人—某些產出用于公共教育，大部分又再投資到經濟中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在其他國家，既有贏家也有輸家—隨著受補貼的美國玉米壓低了世界市場的價格，墨西哥的玉米種植者的工資下降了。
　　在許多國家，運轉不良的宏觀經濟意味著工作被破壞的速度超過了工作被創造的速度，那也正是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歐洲的情況。 
　　在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全球化的贏家是社會上層群體；輸家是底層群體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層群體。

超越市場力量：我們社會中的變革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討論了市場力量、政治及尋租對于創造我們社會高度的不平等所起的作用。更廣泛的社會變革也很重要，無論是規范的變革還是制度的變革，它們既被政治塑造也有助于塑造政治。
　　最明顯的社會變革是工會的衰落—美國掙工資工人的工會成員比率從1980年的20.1%下降到了2010年的11.9%，這就造成了經濟實力的失衡和政治真空。沒有了工會提供的保護，工人們過得比有工會時更加窮困了。市場力量也限制了存留下來的工會的能力，通過把工作轉移到海外而造成失業的威脅弱化了工會的力量。沒有像樣工資的差工作總比沒有工作要好。但是，正像當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通過的《瓦格納法案》（Wagner Act）鼓勵了工會化一樣，現在在州級和聯邦級的共和黨人以勞動力靈活性的名義一直在努力削弱工會。里根總統在1981年終止了空中交管員的大罷工，那代表了打碎工會力量的一個重要時刻。
　　在過去30年里，經濟學中有一個習以為常的觀念是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促進經濟增長。與此相反，我認為強有力的工人保護會糾正經濟勢力的失衡。這類保護能造就高質量的勞動力隊伍，工人們對其公司會更為忠誠并且更愿意對自身和對工作投資，也能營造更有凝聚力的社會和更好的工作場所。
　　美國勞動力市場在大衰退期間表現如此之差，美國工人30年來做得如此之糟，這兩點讓人們對靈活勞動力市場的神話般優點產生了懷疑。但是在美國，工會一直被視為一個僵化和勞動力市場效率低下的根源，這就削弱了政治內部和外部對工會的支持。
　　不平等可能既是過去40年來社會凝聚力破裂的原因，同時也是其結果。作為國民收入一部分的勞動報酬的變化格局和幅度難以與任何單純依賴常規經濟要素的理論相一致。例如，在制造業中1949～1980年的30多年時間里，生產率與實際小時報酬是一起變動的。在1980年，二者突然開始疏遠了，實際小時報酬停滯了將近15年，后來又開始上升，再次達到幾乎與生產率同樣的速度；但到了21世紀初期，實際小時報酬又開始停滯了。對這些數據的一種解釋是，在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比生產率慢得多的這段時間里，企業管理者們卻攫取了與企業相關的“租金”的一大塊。
　　這種情況出現的程度不但受到經濟學和社會力量（CEO為自己攫取大部分企業收入的能力和意愿）的影響，而且也受到政治以及它是如何塑造法律框架的影響。

公司治理

政治（特別政治是如何塑造治理公司法規的）是公司高管為自己攫取多少公司收入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根據美國法律規定，公司高管有相當大的自由處置權。這意味著當社會風氣變得使報酬的巨大差距更加可以接受時，美國的公司高管就比其他國家的高管能更容易地以工人或股東的損失為代價而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
　　美國產出的一大部分是由上市公司創造的。這些上市的大公司有許多優勢—有限責任所提供的保護、規模優勢、長期的良好聲譽使得它們能夠賺取超額回報，否則的話它們就不得不花錢來籌集資本。我們把這些超額回報稱為“企業租金”（ corporate rents），關鍵問題是這些租金如何在公司的各種“利益相關者”之間分配（尤其是在工人、股東和管理層之間）。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有一個廣泛的社會共識：高管高薪，但不驚人；租金主要是在忠誠的員工與管理層之間分配。股東從來沒有太多的話語權。美國的公司法給了管理層廣泛的尊重。股東難以質問管理層的行為，難以發動收購戰甚至難以發動對控制權的代理戰。多年來，管理層學會了如何鞏固和保護自身的利益。他們這樣做有多種方式，包括以不確定性來籠罩投資，使得公司的價值不那么確定以及并購戰的風險加大；一旦發生并購就會減少公司價值的“毒丸”（ poison pills）；一旦公司被并購就會確保管理者終生舒適的“金色降落傘”（ golden parachutes）。
　　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管理層逐漸認識到，那些抵御外部攻擊的措施以及勢力較弱的工會意味著他們可以不受懲罰地為自己得到更大一塊的企業租金。某些金融領導者甚至意識到“我們有嚴重缺陷的公司治理制度已經造成了極為過度的高管薪酬”。
　　關于什么是“公平”的規范也變化了：高管們不再多想應不應該從企業大餅中拿更大的一塊，即便當他們宣稱為了企業的生存而不得不解雇工人和減少工資時，仍然獎勵自己大筆的獎金。在某些圈子里，這些對于“公平”的精神分裂癥般的態度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大衰退早期，一位奧巴馬政府的官員可以板著臉說，給美國國際集團（AIG）發放獎金是有必要的，由于合同的神圣性，即使是對于那些使該公司需要1 500億美元緊急救助的高管也要這么做；幾分鐘后他又敦促汽車業工人接受會極大降低他們報酬的合同修訂。
　　雖然不同的公司治理法（甚至像那種溫和型的，只給股東在CEO工資方面的一些話語權）或許本可以限制高管們肆無忌憚的熱情，但是那1%的群體一直不希望看到公司治理出現這樣的改革，即便改革能使經濟更有效率。他們動用了自己的政治能量以確保這種改革不會發生。
　　我們剛剛描述的各種力量—包括較弱的工會和社會凝聚力以及賦予了管理層以有利于自身利益運行公司的巨大自由裁量權的公司治理法,不但造成了在國民收入中工資份額的下降，而且造成了我們的經濟學響應經濟低迷的方式的變化。曾幾何時，當經濟進入衰退時，為了保持工人的忠誠并關心他們的福祉，雇主們就會盡其所能地保證工人不失業。結果是勞動生產率下降了，工資份額上升了。利潤承擔了經濟衰退的沖擊，而工資份額在衰退結束時才會下降。但是在這次以及上一次（2001年）經濟衰退期間，這個格局變了；工資份額不但在衰退期間下降了，而且在接下來的年份里仍持續下降。企業對于自己的殘酷無情引以為豪—解雇了這么多工人而生產率實際上提高了。

歧視

還有另一種主要力量影響著不平等。在美國社會存在著對主要群體的經濟歧視—歧視女性、非裔美國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國人。這些群體之間在收入和財富方面存在明顯的巨大差異。女性、非裔美國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國人的工資都明顯低于美國白人。所受教育（或者其他特征）能解釋這種差異的一部分，但也僅僅是一部分。
　　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歧視是不可能存在于市場經濟中的。他們的理論認為，在一個充滿競爭的經濟里，只要有人不帶有種族（或性別或民族）歧視，他們就能雇到受歧視群體的成員，因為這些人的工資要低于那些不受歧視群體的有同樣技能的成員的工資。這一過程將持續下去，直到工資/收入歧視消除為止。偏見會造成存在隔離的工作場所，但不會導致收入差距。這些論調能在經濟學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學科的現狀。對于一個像我這樣在一個明顯存在歧視的國家和城市里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而言，這些論調有待質疑：一種認為不存在歧視的理論是有問題的。在過去40年里，許多經濟學理論解釋了歧視的持久存在。
　　比如，博弈論模型顯示了一個主導群體（白人、男性）的默契合謀行為是如何抑制了另一個群體的經濟利益的。打破歧視行為的個體會受到懲罰：其他人將拒絕在他們的店里購物、拒絕為他們工作、拒絕為他們供貨；像排斥這樣的社會制裁也會有效。那些不懲罰犯規者的人將受到同樣的懲罰。
　　相關研究表明了即便是在競爭經濟中，（與不完全信息有關的）其他機制是如何導致歧視性平衡的。當個體的真實能力及其教育質量難以評估時，雇主就可能轉向種族、民族或性別等指標加以判斷—不管合理與否。如果雇主認為那些屬于特別群體（女性、非裔美國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國人）的人生產力較低，那么向他們支付的工資也就較低。歧視的結果是減少了對該群體成員的激勵，使得他們不再進行會提升生產率的投資。這些想法是自我強化的。這有時被稱為“統計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但是一種特殊形式，即歧視事實上真的造成了原本被認為存在于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
　　在前面描述的這些關于歧視的理論中，個體是有意識地進行歧視。近來，經濟學家提出了另一種歧視行為的推動力：“隱性歧視”（implicit discrimination），它不是故意的、在參與歧視的人的覺察之外，而且與人們為其組織所（明確）想的或喜歡的有矛盾。心理學家已經學會了測量隱性態度（也就是個體沒有有意識覺察到的態度）。有初步證據表明，隱性態度能比顯性態度更好地預測歧視行為，尤其是有時間壓力的情況下。這一發現為那些顯示了系統的種族歧視的研究提供了新證據，因為現實世界中的許多決策，如管理者將人與結果（比如提供工作）相匹配，經常是在有時間壓力下做出的，而且信息含糊。這些條件為隱性歧視提供了更大的范圍。
　　社會學家德瓦佩格（Devah Pager）提供了一個突出的例子，來自于她所做的關于犯罪記錄的烙印效應（stigmatizing effect）的一個現場研究。她把那些申請真實的入門級工作的23歲年輕人進行了匹配，目的是檢驗在多大程度上犯罪記錄（非暴力毒品犯罪）影響就業機會。所有參與者都提供了大體相似的證明，包括高中畢業文憑，這樣參與測試的不同群體的差異就可以歸因于種族或犯罪身份的影響了。經過初步面試，接下來打給無犯罪記錄白人和有犯罪記錄白人的錄用電話的比率是2 : 1，而打給同樣兩種身份的黑人的電話比率是3 : 1。一個有犯罪記錄的白人被錄用的可能性稍微大于一個沒有犯罪記錄的黑人。因此，一般說來，身為黑人就極大地減少了就業機會，對于有犯罪記錄的黑人更是如此。這些烙印效應對于力圖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黑人來說意味著重要的障礙，因為大約每三個黑人中就有一個會有坐牢的經歷。
　　貧困、種族以及政府政策之間有著很強的互動效應。如果某些少數群體處于不成比例的貧困狀態，并且如果政府提供給窮人的是糟糕的教育和醫療，那么少數群體的成員就會不成比例地遇上糟糕的教育和醫療。比如，關于健康的統計數據是非常能說明問題的：2009年黑人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74.3歲，而白人的是78.6歲。
　　正如我們在第1章中談到的，經濟大衰退非常不利于傳統上一直受歧視的群體。銀行把他們看成容易攻擊的目標，因為這些群體有著向上流動的雄心壯志，而擁有住房又被他們視為融入美國中產階級的一個標志。于是不講道德的兜售者便將抵押貸款強加給那些超出了其支付能力的家庭，這種抵押貸款其實不適合他們的需要并使他們承擔了過高的交易成本。時至今日，這部分人群失去的不僅僅是他們的住房，更是他們的畢生積蓄。關于他們的財富發生了什么變化的數據真的很讓人不安：金融危機過后，一個典型的黑人家庭住宅凈值只有5 677美元，只是一個典型白人家庭住宅凈值的1/20。
　　我們的經濟體制獎勵利潤—不管這些利潤是怎么得來的，于是在一個以金錢為中心的經濟里，我們并不奇怪地看到道德顧慮被置于一旁。偶爾，我們的體制也會查處那些行為不端的人，但那只是在經過一個漫長而昂貴的法律戰之后。即便如此，也經常很難說清楚處罰力度是否真的就大于收回銀行通過不道德行為得到的那部分利潤。那樣的話，就算受到了懲處，犯罪還是劃得來的。53在2011年12月，也就是次級貸款出現的4～7年后，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同意針對它對于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的歧視行為支付一筆3.35億美元的解決方案，這是迄今最大一筆針對住宅公平借貸行為的解決方案。富國銀行（Wells Fargo）以及其他借貸銀行業也因歧視行為受到了類似的指控。作為美國最大的家庭抵押貸款借貸人的富國銀行支付給美聯儲8 500萬美元來平息針對它的指控。簡言之，貸款的歧視不是僅限于孤立的事件而是普遍的做法。
　　貸款和住房方面的歧視因此加劇降低了非裔美國人的生活標準及財富，加重了先前討論過的那種勞動力市場歧視的效應。

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我們已經分析了由政治和社會變革塑造的市場力量是如何促進了稅前收入和轉移中的不平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像市場開始提供了更多不平等的結果，稅收政策對上層群體索要得較少而對其他人索要得更多。最高邊際稅率從卡特總統任內的70%降到了里根總統任內的28%；又上升到克林頓總統任內的39.6%，最后下降到小布什總統任內的35%。
　　這種降低原本應該導致更多的工作和儲蓄，但其實并沒有。實際上，里根曾承諾其減稅的激勵效應會如此之大以至于稅收收入會增加。然而，唯一增加了的是赤字。布什的減稅也沒有任何更成功之處：儲蓄并沒有增加，而家庭儲蓄率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幾乎近于零）。
　　近期稅收政策最過分的方面是降低了對資本收益的稅率。這首先發生在克林頓任內而后又一次出現在小布什任內，它使得長期資本收益稅率只有15%。這樣我們就給了那些通過資本收益獲得大部分收入的非常富有的人一個接近搭便車（free rider）的機會。對投資者（更不用說投機者）的課稅低于那些艱苦謀生的人，這有些說不過去，但我們的稅收制度就是這么規定的。并且資本收益只有在實現時（即直至資產出售時）才能被征稅，于是這種延遲稅收就產生了大量的利潤，尤其是當利息高的時候。此外，如果資產是在所有者逝世時傳遞的，那么死者生前賺取的資本就可以逃避稅收。事實上，那些為有錢人（像羅納德蘭黛（Ronald Lauder）從他母親雅詩蘭黛（Estée Lauder）那里繼承了大筆財富）服務的稅務律師們甚至想出了“魚和熊掌可以兼得”的法子，就是賣掉股票而不必交稅。57他們這一計劃以及其他類似的避稅手段涉及復雜的交易，包括賣空（賣掉借入股票）和金融衍生品。盡管這個特殊的漏洞最終被封閉了，但是為富人服務的稅收律師們總是力圖智勝美國國稅局（IRS）。
　　因為紅利的不平等大于工資的不平等，資本收益的不平等大于任何其他形式收入的不平等，所以給予資本收益減稅優惠實際上就等于給了非常富有的群體以減稅優惠。人口中底層的90%群體只得到不足10%的資本收益。收入少于10萬美元的家庭戶中只有不到7%的家庭戶有任何資本收益收入，對他們而言，資本收益和紅利收入加起來也平均只占他們總收入的1.4%。但是對于美國最富有的400人而言，工資只占他們收入的8.8%，資本收益占57%，利息和紅利占16%—因此他們收入中的73%是享受低稅率的。事實上，美國上層400名納稅人得到了全國整體紅利的近5%。他們在2008年的人均資本收益（總收益是615億美元）是1.537億美元，在2007年人均資本收益（總收益是914億美元）是2.286億美元。因此，對資本收益的稅率從35%降到15%相當于給了這400人每人一份禮物—在2008年是人均3 000萬美元、在2007年是人均4 500萬美元，并使得整體稅收收入在2008年降低了120億美元、在2007年降低了180億美元。
　　這種情況的凈效應是超級富豪們實際上平均支付的稅率低于那些境況不如他們的人；同時低稅率也意味著他們的財富增加得更快了。對于上層400戶家庭的平均稅率在2007年只有16.6%，大大低于對納稅人整體20.4%的稅率（前者在2008年略微提高至18.1%，這是可找到的最新數據）。當平均稅率自1979年以來略有下降—從22.2%到20.4%，上層1%群體的稅率下降了差不多1/4—從37%到29.5%。
　　大多數國家都已征收了房地產稅，不僅從更有支付能力的人那里增加收入，而且避免了繼承王朝（inherited dynasties）的形成。一代人能很容易就把財富傳遞給下一代會干擾生活機遇的競爭環境。如果富人逃稅（他們正越來越這樣）并且如果房產稅降低了（正如小布什總統任內的情形—房產稅實際上在2010年廢除了，雖然只執行了一年），那么繼承財富的作用就會變得更加重要。在這些情況下，并且隨著越來越多的財富聚集在上層1%（甚至是更上層的0.1%）群體，美國越來越有可能變成一個繼承寡頭（inherited oligarchy）的國家。
　　富人和超級富豪經常利用公司來保護自己及其收入，他們費盡心機來確保企業所得稅稅率是低的并且稅法漏洞百出。雖然美國名義上有著高出世界上多數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根據法令達到了35%），但企業支付的真實平均稅率是與其他許多國家看齊的，并且作為GDP一部分的企業所得稅收入平均來說是少于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稅法中的漏洞和特別規定極大地削弱了稅收，以至于從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供聯邦收入的30%降到了今天的不足9%。如果一家美國企業借助外國補貼在國外投資，那么只有當錢返回在美國的總部，它的利潤才能被美國政府課稅。這種情況雖然對企業來說是件大好事（如果它在像愛爾蘭這樣的低稅收國家投資），但卻產生了鼓勵在國外再投資這樣一種對美國的不利影響—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國內創造了更多工作機會。但是那些企業欺騙小布什總統給予他們一個稅收減免期（tax holiday）—在此期間他們拿回美國的名義上是投資的錢只被課以5.25%的稅；那樣他們就愿意把錢拿回美國進行再投資。當小布什總統按照那個稅率設定了為期一年的稅收減免期后，他們的確把錢拿回來了；光是微軟公司就拿回了320多億美元。但是有證據表明，產生的額外投資微乎其微。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他們為了避免繳納大部分他們本該繳納的稅。
　　在美國的州這個層面上，稅收情況更加糟糕。許多州甚至連個累進制的幌子都沒有，也就是壓根兒沒有一種稅制讓那些交得起稅的1%群體比窮人支付他們工資中更大的一部分。相反，銷售稅提供了一個主要的州政府收入來源，并且因為窮人收入的更大一部分是用于購物，因此這類稅收經常是遞減的。
　　盡管稅收政策既可以讓富人更富也可以抑制不平等的增長，但是公共開支計劃對于防止窮人變得更窮方面能夠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幾乎已經消除了老年人當中存在的貧困。最近的研究顯示了這些影響有多么大：補充貧困工作家庭的“賺取收入稅收抵免”（earned-income tax credit）本身就能使貧困率下降2個百分點。住房補貼、食品券、學校午餐計劃等對于降低貧困都有很大影響。一種像為貧困孩子提供健康保險的計劃可以造福數百萬的人群并且有助于確保這些兒童被某種疾病或其他健康問題造成終身傷殘的風險較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某些企業補貼或稅收漏洞，它們花費更多而其收益只能為極少的人群享用。美國在救助大銀行方面的支出（幫助銀行維持了它們豐厚的獎金）遠遠高出在幫助那些由于大銀行造成的經濟衰退而導致的失業人群的支出。我們為銀行（以及其他企業，像美國國際集團）創造的安全網要大大強于我們為貧困美國人創造的安全網。
　　美國惹人注目的一點是，雖然由市場（一個被政治和尋租塑造并扭曲的市場）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高于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但是美國政府在通過稅收和公共開支計劃來調和這種不平等的方面做的工作較少。并且隨著市場造成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我們的政府卻做得越來越少。

政府與機遇

在第1章提及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發現中，有一項表明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機會平等更少的社會—不但少于過去的美國，而且少于其他國家，包括舊歐洲的國家。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市場力量發揮著作用：隨著教育的回報增加，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就發展得好，而那些（尤其是男性）只受過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的人日子就不好過。這一點在今天我們這種嚴重的經濟低迷期甚至更為真切。那些持有大學或大學以上文憑的人面臨的失業率只有4.2%，而那些連高中畢業文憑都沒有的人面臨的失業率要高出三倍，達到12.9%。那些最近高中輟學者或高中畢業但沒上大學的人的境況非常糟糕：前者的失業率是42.7%，后者是33.4%。
　　正如我們在第1章中了解到的，接受良好教育越來越取決于收入、財富及家長的受教育程度，原因很明顯：大學教育變得越來越貴，特別是現在各個州都在削減教育支出，并且上最好的大學取決于上最好的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窮人無力負擔高質量的私立小學和中學，也住不起那些提供高質量公共教育的富裕社區。許多窮人一直住在靠近富人的地方—部分是因為他們要為富人提供服務。這種現象造成公立學校的生源有不同的社會和經濟背景。正如斯坦福大學肯德拉比肖夫（Kendra Bischoff）和肖恩里爾登（Sean Reardon）的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形勢發生了變化：現在越來越少的窮人住得靠近富人，越來越少的富人住得靠近窮人。
　　美國的街區在房主和房客之間甚至也隔離了。這種格局無法用種族或家里有小孩來加以解釋，因為它出現在種族群體內部以及有小孩的家庭里。美國大城市地區的這種房主社區與房客社區的隔離會產生具有完全不同的公民環境的社區。社區質量取決于居民在預防犯罪和提高當地治理的努力上，房主個體所做的那種努力所帶來的回報要大于房客個體所做的那種努力所帶來的回報，并且一般來說，對于那些住在許多其他居民都做出類似努力來促使當地政府更積極響應社區成員的社區里的人，這種回報也更大些。因此，有經濟力量引導著從家庭財富（房屋擁有權）的不同到一個家庭所生活的社區質量的不同。美國旨在提高低收入家庭房屋擁有率的政策反映了意識到房屋擁有率影響著街區質量，以及成長在一個充滿暴力和犯罪的街區傷害了健康、影響個人發展和學校成績。但是房屋擁有權（在美國，家庭進入更好街區并積累財富的一種主要途徑）對于那些一開始沒有財富和很少收入的家庭來說卻是難以持久的。
　　我們在第1章也提到了，即便是在大學畢業生群體里，那些有著更富有和受過更好教育的家長的畢業生有著更好的前途。這也許部分是因為社交網絡（建立關系）在工作稀少時尤為重要，就像現在。但部分還因為實習經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個類似于我們2008年以來的勞動力市場中，當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有很多求職者時，有過實習經歷就很重要了。企業利用這種人員多于崗位的不平衡來提供無報酬或低報酬的實習機會，這些實習經歷便成為一個人求職簡歷上一項重要內容。但是有錢人不但處于更有利的位置來得到實習機會，而且處于更有利的位置擔得起一兩年無報酬的工作。
　　政府不但在抵消市場力量方面做得不到位—市場力量導致了更大的機會不平等，體現為獲得“人力資本”和工作的機會的不平等，而且在創造金融資本公平的競爭環境方面做得也不到位，體現為較小的累進稅制和較低的繼承稅。簡言之，我們創造了一種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政治，在期間當前的不平等不但有可能延續而且有可能加劇：我們可以預見，今后會有更多的不平等出現在人力資本領域和金融資本領域。

整體情況

在本章的前面及第2章我們都看到了游戲規則是如何幫著創造了上層群體的財富又如何加劇了底層群體的痛苦。今日政府在我們當前的不平等中扮演著雙重角色：它部分上造成了稅前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同時它在通過累進稅和公共支出政策來“糾正”這種不平等時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隨著富人變得更富，他們就會因為那些限制尋租和再分配收入以創造一個更公平的經濟的企圖而損失更多，同時他們也具備了更多的資源用來抵制這些企圖。隨著不平等的增加，我們并沒有做什么去減少它的沖擊，雖然這也許看上去奇怪，卻是人們事先可以預見的。這當然是可以在全世界看到的情形：越是平等的社會越需要加倍努力來維護它們的社會凝聚力；越是不平等的社會，政府政策和其他制度都傾向于促進不平等的持久。這種模式已經有著良好的記錄。

為不平等辯護

本章開篇，我們解釋了那些上層群體是如何經常想方設法為其收入和財富辯護的，以及“邊際生產率理論”（該觀點認為那些得到了更多的人是因為他們對于社會的貢獻更大）是如何成為盛行學說的（至少在經濟學領域）。但是我們也指出，金融危機使得人們對這一理論產生了懷疑。那些對掠奪性貸款新技能掌握得爐火純青的人、那些幫著創造了金融衍生品（被億萬富翁巴菲特稱為“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人、那些設計了造成次貸危機的不計后果的新抵押貸款的人，都夾著數百萬（有時是數億）美元安然無恙地走開了。
　　但即便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工資和社會貢獻之間的聯系也非常微弱。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那些其發現為我們現代社會奠定了基礎的偉大科學家們所得到的一般只是他們所貢獻的一小部分，與那些把世界帶到毀滅邊緣的金融奇才的收益相比，科學家們的所得簡直就是杯水車薪。
　　但這里有一個更深的哲學觀點：人們難以真正把某個人的貢獻與其他人的貢獻區分開來。即便是在技術變革的情況下，大多數發明都涉及先前已存在元素的合成而不是完全從頭的發明。今天，至少在許多關鍵領域，許多進步都依賴于政府支持的基礎研究。
　　加爾阿爾佩羅維茨（Gar Alperovitz）和盧戴利（Lew Daly）在2009年提出，“如果我們現有的大多數東西都是歷經多少代的積累而作為免費禮物送給我們的，那么就有一個深刻的問題：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有多少東西能夠被合理地稱為是由任何一個人‘賺得’的呢？”因此出于同樣的原因，任何一個商人的成功都不僅依賴于這種“繼承的”技術，還依賴于制度設計（法治）、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的存在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的存在（交通和通信）。

不平等是激勵人們的必要條件嗎

另一種說法常常是由那些捍衛現狀的人士提出的：我們需要當前這種高度不平等以激勵人們去工作、儲蓄和投資。這一說法混淆了兩種態度：一種是我們不應該有不平等；另一種是倘若我們的不平等低于今天面臨的這種不平等，那我們就會過得更好。就我所知，我和大多數改革派人士都不主張完全平等。我們意識到那樣會弱化激勵。問題在于，假如不平等減少一點兒的話，激勵被弱化的程度有多嚴重？我將在下一章解釋，恰恰相反，較少的不平等實際上會提高生產率。
　　當然了，大多數被稱為激勵工資的其實不是那么回事，只不過起了這樣一個名稱來為巨大的不平等辯護，并誤導天真的人們覺得沒了這種不平等，我們的經濟體系就無法運轉了。這一點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顯現了出來，令各大銀行對于它們支付給高管的薪水稱為“績效獎金”感到如此尷尬，所以它們不得不把原來的名字改為“留人獎金”（retention bonus）（雖然唯一留下來的是糟糕的表現）。
　　根據激勵薪酬計劃，工資應該隨著績效增加。銀行家們采取的是常用做法：當測量的績效出現下滑時—根據那些本該用來決定薪酬的標準，他們就改動了薪酬體系。結果就造成了現實當中的情形：績效好的時候工資高，績效差的時候工資也照樣高。

解析不平等的來源

經濟學家傾向于爭論導致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工資和資本收益中的日益不平等，以及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一塊變成了分配更加不均的多種形式的收入，這兩種情況造成了市場收入中更大的不平等，并且，就像我們在這一章前面所看到的，較少的累進稅和公共開支計劃造成了稅后和轉移收入更大的增加。
　　對于工資分散化增加的解釋一直是富有爭議的。有些解釋關注的是技術變革—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另一些解釋關注的是社會因素—工會的弱化以及限制高管薪酬的社會規范的瓦解；還有一些解釋關注的是全球化；再有些人關注的是金融日益重要的作用。強大的利益集團會提出如下兩種解釋：那些力主開放市場的人士認為全球化只不過扮演個小角色；那些主張加強工會力量的人士認為工會的衰弱是件大事。有些爭論是關于人們所關注的不平等的不同方面：金融日益重要的作用可能與中層群體工資的兩極分化關系不大，而與上層群體收入和財富的增加關系甚大。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力量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全球化大概從2000年以來扮演了一個比此前10年更重要的角色。然而，經濟學家們越來越達成一種共識：難以清晰和準確地分析出各種力量的不同作用。我們無法進行可控制的實驗來發現（當其他情況不變時）假如工會更強大了，不平等將會發生什么變化。此外，不同的力量還相互作用：全球化的各種競爭力量（工作轉移到其他地方的威脅）對于削弱工會一直很重要。
　　在我看來，這種辯論有些跑題。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不平等已經發展到不能再視而不見的地步了。技術（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對于我們當前不平等問題的某些方面或許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對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但即便情況是那樣，我們也不必坐視不管而接受后果。貪婪也許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那并不意味著我們對于那些無良銀行家們剝削窮人和從事反競爭活動所造成的后果無能為力。我們能夠并且也應該監管銀行，禁止掠奪性貸款，讓他們為自己的欺詐行為負責，并懲罰他們對壟斷權力的濫用。同樣，更強大的工會和更好的教育也可能會減輕偏向技能的技術變革帶來的后果。技術變革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的趨勢不是不可避免的：使企業為其生產的環境后果付出代價就可能鼓勵企業從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轉向節約資源的技術變革。低利率可能會鼓勵企業自動化，取代那些可以容易被常規化的非技術性工作；因此可以考慮用宏觀經濟和投資政策來放緩我們經濟中自動化的步伐。因此同樣的道理，盡管經濟學家們對于全球化在不平等的增加中的準確作用意見不一致，但是我們所呼吁關注的全球化中的不對稱讓工人陷入特定的不利位置；我們可以通過可能會減少不平等的方式來更好地管理全球化。
　　我們已經提到過作為美國總收入的一部分的金融部門（有時被稱為日益增長的經濟金融化）是如何加劇了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的—無論是為上層群體創造的財富還是為底層群體創造的貧困。加爾布雷思指出，一個國家的金融部門越龐大，該國的不平等就越嚴重，二者之間的聯系不是偶然。我們已經看到了放松管制以及隱蔽和公開的政府補貼是怎樣扭曲了經濟—不但造成了一個更龐大的金融部門，而且還提高了該部門把錢從底層轉移到上層的能力。不必準確知道不平等中有多少是應該歸因于日益增長的經濟金融化，我們也照樣可以明白政策的變革是有必要的。
　　每一項導致不平等的因素都必須加以處理，尤其要注意那些同時直接削弱我們經濟的因素，比如壟斷勢力和扭曲的經濟政策。不平等已經根深蒂固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只有采取全面的行動（第10章將對此進行詳述）才能徹底鏟除它。

其他的不平等模型

在本章中，我們解釋了關于不平等還存在著其他的理論，其中一些理論比另一些理論認為不平等是更“合情合理的”：上層群體的收入是當之無愧的，制止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成本是更大的。收入決定的“成就”模型強調每個人的努力；如果不平等主要是努力不同造成的結果，那就很難指責它，并且不獎勵它就似乎是不公正的、無效率的。我們在第1章描述的那些霍雷肖阿爾杰寫的故事就屬于這一傳統：在那100多個從貧困到富有的故事里，每個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憑著個人努力使自己擺脫貧困的。這樣的故事也許有一點兒道理，但也僅是一點兒而已。我們在第1章中看到，一個人成功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他初始條件—他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當然，運氣也很重要。 
　　本章的核心論點也認為不平等不僅僅是大自然力量的結果或者抽象的市場力量的結果。我們也許希望光的速度再快些，不過對此我們是無能為力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平等是那些塑造并指導著技術和市場的力量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力量的政府政策的結果，于是這里就希望和絕望并存：有希望是因為它意味著這種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通過改變政策我們就能實現一個更有效率和更加平等的社會；有絕望是因為要想改造塑造這些政策的政治過程實在是太難了。
　　有一種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在底層群體，本章幾乎沒有談及：在這本書付印之際，我們仍處于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宏觀管理不善（以其各種各樣的借口）是不平等的一個主要根源。失業人群更有可能成為貧困人口，越是這樣，經濟衰退就越長。泡沫給了一些窮人一種財富的幻覺，但只有片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泡沫破裂時，它卷走了底層群體的財富，創造了新的財富不平等的水平并提高了底層群體的脆弱性。第9章將展開討論美國及許多其他國家追求的宏觀經濟（尤其是貨幣）政策是如何反映了上層群體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
　　這本書的另一個主題是“逆向動態”（adverse dynamics）“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s）。我們在上一章看到更大的不平等是如何導致更少的機會平等，更少的機會平等又如何導致更多的不平等。在下一章，我們將看到關于惡性循環的進一步的例子—更多的不平等是如何損害了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這些集體行動包括那些確保每個人都能通過良好的公立學校教育而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我們還將解釋不平等是如何增強了不穩定，后者本身又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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