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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尋租與不平等社會的產生

美國的不平等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人為制造的。雖然市場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但又并非只憑市場力量本身。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應該是顯而易見的：盡管經濟規律普遍存在，但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尤其是上層1%群體攫取的大量財富和收入）卻是一項特有的美國“成就”。嚴重的不平等并非命中注定，盡管這種說法給人以希望，但在現實中不平等很有可能變得更糟。造成這些結果的各種力量是不斷自我強化的。 
　　通過了解不平等的起源，我們才能更好地尋找減少不平等的成本和收益的方法。本章論點可以簡單歸納為：盡管市場力量幫著塑造了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了那些市場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結果，既有因為政府所做的事情，也有因為政府沒做的事情。政府有權把錢從社會上層轉移到中底層，反之亦然。
　　在上一章我們提到，美國當前不平等的程度超乎尋常。與其他國家甚至與美國自己的過去相比，當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嚴重，并且還在以相當快的速度增加。過去人們還常說，觀察不平等的變化就像觀察草的生長：在短時間內是難以看出變化的。但現在不是那么回事了。
　　甚至在這次經濟衰退中發生的情況也超乎尋常。通常來說，當經濟變弱時，工資和就業都調整緩慢，因此隨著銷售下降，利潤以超比例的速度下降。然而在這次衰退中，工資部分的確下降了，但許多公司卻盈利頗豐。
　　解決不平等必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們必須要遏制上層群體、鞏固中層群體、幫助底層群體。每一個目標都需要各自的計劃。但是為了制定這些計劃，我們必須要更好地了解造成這種異常不平等的各個方面的背后原因。
　　雖然我們今天面臨的這種不平等很獨特，但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件新鮮事。在西方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里，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集中在很多方面表現得更為極端。當時，宗教既解釋了不平等又辯護了不平等：處于社會上層的人們之所以在那兒，是因為神授的權力。對此質疑就是對社會秩序的懷疑，甚至是對上帝旨意的懷疑。
　　然而，對于古希臘人以及現代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而言，這種不平等并非預先注定的社會秩序。權力（經常是軍權）是這些不平等的根源。軍事主義與經濟學有關：征服者有權從被征服者那里獲取所需，并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在古代，自然哲學一般不認為把別人當作實現目的的手段有什么錯。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希德狄斯（Thucydides）的那句著名論斷：“一般來說，只有勢均力敵時，權利才會被考慮；否則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委曲求全。”
　　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來鞏固或者最起碼維持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他們還試圖影響人們的看法，使得那些原本會令人憎惡的收入差距變得可以接受。
　　當神權的觀念在早期獨立的主權國家遭到拒絕時，那些有權人便尋找其他基礎來維護他們的地位。隨著強調個人尊嚴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及造就了龐大城市社會底層的工業革命，找到新的理由來辯護不平等已成為當務之急。
　　從19世紀后半葉興起的、至今仍盛行的主流理論“邊際生產率理論”，說的是那些有更高生產率的人得到了能夠反映他們對社會更大貢獻的更高收入。通過供給—需求定律，存在競爭的市場決定了每一個人的貢獻的價值。如果某人具備稀缺并且有價值的技能，市場就會因為他對于產出的更大貢獻而充分獎勵他；如果他沒有技能，他的收入就會低。當然了，技術決定了不同技能的生產率：在原始農業經濟中，身體的力量和耐力是起決定作用的；但在現代高科技經濟中，智力的作用就更大。
　　通過供求定律，技術和稀缺性在塑造今天的不平等中發揮著作用，但是還有其他東西也在起作用，那就是政府。這本書的一個主題就是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同時強有力地造成了不平等。在現代經濟中，政府設定并強化游戲規則—什么是公平競爭、什么行為被認為是反競爭和違法的、當債務人無力支付欠債而破產時誰得到什么、什么是欺詐行為、什么是被禁止的。政府也分配資源（既以公開的方式也以不那么透明的方式），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支出，政府還調整了收入分配，這種收入來自受技術和政治影響的市場。
　　最后，政府還改變了財富的動態，比如，通過對遺產征稅和提供免費公共教育。不平等不僅取決于相對無技能的工人，市場支付給有技能的工人多少錢，還取決于一個人所學到的技能水平。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許多窮人家的孩子連基本的醫療和營養都負擔不起，就更別說接受教育以獲得高生產率和高工資所必需的技能了。政府可以影響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繼承的遺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財富水平。有經濟學家甚至說不平等取決于金錢和人力資本等稟賦的分布。
　　美國政府履行這些職能的方式決定了我們社會中不平等的程度。在每一個領域都存在著有利于某一群體而不利于其他群體的微妙決策；每個單一決策的效應也許不大，但大量旨在利于上層群體的決策積累起來的效應就非常顯著了。
　　相互競爭的力量可以限制超額利潤，但如果政府不能確保市場是有競爭的，那么就可能產生大量的壟斷利潤。相互競爭的力量本該可以限制高管人員的超高薪酬，然而在現代公司中，CEO大權在握—包括有權決定他自己的薪酬，當然是要經過董事會的同意。在很多公司中，CEO甚至有相當大的權力來任命董事會，于是這樣一個事先運作好的董事會就沒有什么監督力度了；股東的發言權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國家制定了較好的公司治理法律來限制CEO的權力，比如，通過要求董事會必須要設立獨立董事或者股東在薪酬制定方面必須要有發言權。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制定能有效執行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那么CEO們就會給自己發放超額獎金。
　　累進稅制度和公共支出政策（也就是對富人多征稅并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夠限制不平等的程度；相反，那些把國家資源給了富人和關系網絡強的人的政府政策就會增加不平等。
　　美國政治體制的運行方式正越來越增加結果的不平等并減少機會的平等。這并沒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們的政治體制給了上層群體過度的權力，后者通過運用權力不但限制了再分配的程度，而且還制定了有利于他們自己的游戲規則，從公眾那里攫取了大量只能被稱作是“厚禮”的利益。經濟學家們給這類活動起了個名字：尋租（rent seeking），即收入的獲得不是因為創造了財富而得到應有回報，而是攫取了大量即便沒有他們的努力也會被創造出來的財富（本章稍后將對尋租的概念給出一個更全面的定義）。那些上層人士們已經學會怎樣以局外人意識不到的方式從社會大眾那里“吸金”—那才是他們的真正創新。
　　據說，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顧問讓–巴蒂斯特科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曾講過：“征稅的藝術在于既從鵝身上拔取最大量的鵝毛，卻又讓鵝發出最小量的嘶嘶聲。”這句話也適用于尋租的藝術。
　　說得直白些，成為富人的方法有兩種：要么創造財富，要么掠奪財富。前者為社會增添財富，后者通常減少社會財富，因為在掠奪財富過程中，財富遭到了破壞。對其產品索價過高的壟斷者不但從購買者那里獲得暴利，而且同時破壞了價值；為了獲得壟斷價格，他必須限制產量。
　　令人遺憾的是，就連真正的財富創造者也經常不滿足于他們創新或創業所帶來的財富，有些人最后采取了不當行為，比如壟斷定價或者其他形式的抽租（rent extraction）行為以獲取更多的財富。僅以一事為例，19世紀的鐵路業大亨們通過修建鐵路為社會提供了一項重要服務，但他們的大量財富是來自于他們的政治影響—獲得了鐵路兩側大量的政府贈地。時至今日，在鐵路大亨曾主導經濟的一個多世紀之后，美國上層的大部分財富以及下層的一些苦難—仍然源于財富轉移而非財富創造。
　　當然，我們社會的不平等并非都是因為尋租或者政府向上層群體傾斜游戲規則，市場和社會力量（像歧視）也都起了作用。本章主要討論在美國社會中尋租所采取的多種形式，下一章將討論其他決定不平等的因素。

一般原理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與不平等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提出，個人追求私利會增加所有人的福利，在這過程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在金融危機余波尚存的今天，沒有人會說銀行家追求私利增加了所有人的福利，銀行家的行為充其量增加了他們自己的福利，而社會其他成員承擔了成本。這甚至都算不上經濟學所謂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一人所得完全等于其他人所失；它是一種負和博弈（negative-sum game），即贏者所得少于敗者所失。社會其他成員失去的要遠遠大于銀行家們所得的。
　　為什么銀行家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卻成了社會其他人的災難呢？原因很簡單：銀行家的激勵與社會的收益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當市場運行良好時—也就是以亞當斯密假設的方式運行時，就是因為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很好地協調起來，也就是說，個人收益與其社會貢獻一致，就像邊際生產率理論所假設的那樣。根據該理論，每個工人的社會貢獻完全等于他所獲的補償，生產率更高的人（也就是社會貢獻更大的人）得到的工資也更高。 
　　亞當斯密自己也清楚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會出現分歧的一種情況。正如他解釋道：“同行業的人極少為了娛樂和消遣聚在一起；就算坐下來交流，其結果要么是針對公眾的陰謀，要么是抬高價格的詭計。”市場靠其自身經常不能產生有效率和令人滿意的結果，因此在糾正這些市場失靈方面就需要政府的作用，即設計政策（稅收和管制）以使個人激勵與社會收益一致起來。（當然了，關于政府這方面應該做到什么程度以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都存有爭論。）但是今天幾乎沒有人再相信不受約束的金融市場（它們的失敗給社會其他人強加了如此巨大的成本），也不相信應該允許公司不加限制地掠奪環境。當政府職能行使得好時，一個工人或一個投資者所得收益實際上等于其行動對社會所做的貢獻；當二者不能一致時，就是出現了市場失靈，也就是說，市場不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個人回報與社會收益結合得不好，可以歸結為下列原因：競爭是不完全的；產生了“外部效應”（即某一方的行動對他人造成了很大的負面或正面影響，但對此他既不必承擔成本也不能享受收益）；存在著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即市場交易的某一方掌握的信息其他人不知道）；風險市場或其他市場缺失（比如，人們買不到針對他們所面臨的許多最重要風險的保險）。 由于幾乎每一個市場都存在著一種或多種上述情況，所以很少有人認為市場總體上是有效率的，這就意味著政府可以發揮巨大的潛在作用來糾正這些市場失靈。
　　政府從來無法完美地糾正市場失靈，但是有些國家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國家的要好。只有當政府在糾正最重要的市場失靈方面做得好了，經濟才會繁榮。在大蕭條之后的40年里，良好的金融監管不但幫助美國也幫助世界避免了重大危機。但自20世紀80年代解除管制以來，在隨后的30年里發生了許多金融危機，只不過2008～2009年這場危機是其中最嚴重的。但是那些政府失靈絕非偶然：金融部門運用其政治勢力確保市場失靈得不到糾正，那樣他們的私人收益就會一直保持遠遠超過他們的社會貢獻—這正是導致腫脹的金融部門和社會上層那種高度不平等的一大因素。

塑造市場

接下來我們將描述私營金融企業是如何使市場不能良好運轉的。比如，就像斯密指出的，企業有想方設法減少市場競爭的動力；企業還努力確保政府不出臺強硬的法律禁止它們從事反競爭行為，或者，即便出臺了這樣的法律，也確保它們不能被有效執行。商人們所關心的自然不是提高那種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福祉，甚至也不是為了使市場更具有競爭活力。他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為了使市場為他們服務，使他們掙更多的錢。但這種行為的后果通常是一個缺乏效率并存在更多不平等的經濟。對此，僅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當市場存在競爭時，高出正常資本回報的利潤就不能維持下去，因為如果某一公司的利潤高于廉價出售商品時的利潤，那么競爭者就會通過降價來試圖搶走顧客。隨著公司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價格就會降到利潤（高出正常資本回報的部分）為零的那一點，這對于尋求大利潤的人來說就是災難了。在商學院，我們教學生如何去發現并創造競爭障礙（包括進入壁壘）以確保利潤不被侵蝕。實際上，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過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業創新不是關注如何使經濟更有效率，而是關注如何更好地確保壟斷權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規避那些旨在使社會收益和個人回報統一起來的政府管制。 
　　使市場變得不那么透明，這是商人們喜歡用的手段。市場越透明，競爭就有可能越激烈。銀行家們深諳此道，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一直全力兜售金融衍生品，也就是那種導致美國國際集團（AIG）破產的風險產品，這類產品是在“場外交易”市場的陰影里進行的。在那樣一個市場里，顧客難以知道自己是否買了合適的產品。所有交易都要經過談判，這與在更開放、更透明的現代市場中做生意形成了鮮明對照；并且由于賣方一直在做這種生意，而買方只是偶爾進入，因此賣方比買方掌握了更多的產品信息并利用這些信息為自己謀利。這意味著一般來說，賣方（金融衍生品的銷售者，即銀行）可以從顧客那里賺取更多的錢。與此相反，設計良好的公開拍賣可以確保商品到達最重視它們的人手中，這是效率的一個標志，因為存在著可以公開獲得的價格指導人們做決策。
　　雖然缺乏透明會給銀行家帶來更多的利潤，但更會導致經濟成效降低。沒有充分的信息，資本市場就難以執行任何紀律。金錢無法流向回報最高的地方，或者無法流向理財做得最好的銀行。沒人能知道今天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真實財務狀況—模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人們原本希望最近這次金融危機可以促發一些變革，但是遭到了銀行家的抵制；他們抵制了人們要求金融衍生品有更多透明度，也反對人們要求監管反競爭行為。這些尋租活動價值幾百億美元的利潤。盡管銀行家尋租未必次次都成功，但他們經常收獲頗豐，以至于我們還是有一大堆的問題。比如，在2011年10月末，一家主要的美國金融公司9破產了（是有史以來的第八大企業破產案），部分原因就是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很顯然，市場當初沒有看透這些交易，起碼沒有及時看透。

將錢從金字塔的底層移到上層

上層人士賺錢術之一就是利用他們的市場勢力和政治權力來增加自己的收入—當然是以其他人為代價。 
　　金融部門對于尋租本身各種各樣的形式已經了如指掌。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還有其他許多種：利用信息不對稱（兜售事先設計好必定會失敗的證券，明知購買者不知實情）；敢冒大風險—知道政府會提供救生索拯救它們并承擔損失，對此心中有數就使它們敢以低于正常情況的利率借錢；向聯邦儲備銀行以近乎零的低利率借錢。
　　但最惡劣的（也是近年來用得最嫻熟的）尋租方式就是那些金融部門的家伙們充分利用窮人和不知內情的人，通過掠奪性借貸和濫發信用卡使這些群體成為他們牟取暴利的犧牲品。每個窮人也許只有一點點錢，但是有那么多的窮人，從每人身上掠奪一點點，最后就積少成多了。任何社會正義感（或者任何對整體效率的擔憂）都本應該使政府禁止這些行為，畢竟在把錢從窮人手里轉移到富人手里的過程中耗費了大量資源，這就是為什么它是一種負和博弈。但政府并沒有終止這類行為，甚至在2007年前后當形勢越來越明顯時，政府也沒那么做。原因很明顯：金融部門在游說和競選捐助中投入了巨資，它們的投資見成效了。
　　我們著重談金融部門，部分原因是該部門對于我們當前社會存在的這種不平等起了巨大的推波助瀾作用。該部門對于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產生罪責難逃，這一點人人皆知，就連金融部門的業內人士都不否認，只不過每個人都認為該受責備的不是自己而是業內其他人。我們對于金融部門的很多評價也適用于經濟中的其他部門，因為它們也參與了當前這種不平等的產生。
　　現代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場復雜的游戲，獲勝者必須具備非同尋常的智慧和技巧。但同時他們也具備了許多不為人稱道的特點：規避法律或者以有利于他們自己的方式塑造法律；利用他人，哪怕是窮人；必要時不守規則。正如這種游戲的一位參與者所言，老話“無論贏或輸，怎樣比賽最重要”已經過時了；如今最重要的是你最后贏了還是輸了。市場提供了一種簡單的方式來表明你是贏還是輸—你有多少錢。
　　很多上層人士通過尋租獲取了大筆財富，但尋租并不是他們獲得并保持財富的唯一方法。我們稍后將看到，稅收制度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上層人士設計了一種稅收制度，使他們實際納稅額少于應納額度—也就是比那些更窮的人更少地支出他們收入的一部分。我們稱這類稅收制度為稅率遞減制度。 
　　盡管遞減稅率和尋租（從社會其他成員那兒拿錢然后再分配給上層群體）是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更廣泛的力量影響著美國不平等的另外兩個方面—中產階級被挖空和貧困的增加。治理公司的法律與指引公司領導者的行為規范相互作用，決定著盈利怎樣在高管團隊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工人、股東和債券持有人）之間分配。宏觀經濟政策決定著勞動力市場的短缺程度即失業水平，因此也就決定了市場力量如何改變工人的所得份額。如果貨幣當局采取措施維持高失業率（即使是出于對通貨膨脹的擔心），那么工人的工資就會受到抑制。強有力的工會有助于減少對工人的不平等，而比較弱的工會有時會與市場力量一道幫著CEO們增加對工人的不平等。在每一個方面（無論是工會力量、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還是貨幣政策行為）政治都起著核心作用。
　　當然了，市場力量（比如，受技術和教育變化影響的技術工人供求關系的平衡）也起著重要作用，盡管這些力量部分上是由政治塑造的。但是，這些市場力量和政治二者之間并沒有相互制衡（即當市場力量可能會導致日益擴大的差距時，政治過程本應該抑制這種不平等的加劇），政府也沒有調整市場的過度行為。在今天的美國，這兩股力量已經扭在一起擴大了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

尋租

此前，我們把當前政治進程以我們中的其他人為代價幫助富人的許多方式都稱為尋租（rent seeking）。尋租的形式有很多種：政府提供的隱蔽及公開的轉讓和補貼；減少市場競爭度的法律；現有的競爭法執法不嚴；允許公司侵占他人利益或將成本轉移給社會其他人的法令。“租”這個詞最初是用來描述土地的回報，因為土地所有者收到這些報償是由于他對土地的所有權，而不是由于他做了任何事。這與工人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工人的工資是對他們付出努力的補償。隨后，“租”這一術語被擴展包括了壟斷利潤，也稱壟斷租，是指完全通過對壟斷的控制而得來的收入。最后，該術語的含義進一步擴大，包括了所有類似的通過擁有所有權而得到的回報，例如，如果政府給了某一公司獨家權利來進口限定數量（稱為配額）的某種商品，比如糖，那么由于擁有這種特權而產生的額外收益就被叫作“配額租”。 
　　有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以存在大量尋租活動而聲名狼藉。在這些國家，通過以有利的條件獲得資源比通過創造財富來錢容易得多。這經常是一種負和博弈，這也是為什么通常這樣的國家比那些具有可比性的但沒有這么多資源的國家發展要緩慢得多。
　　更令人不安的是，人們或許認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用來幫助窮人，可以用來讓所有人都享受教育和醫療。對工作和儲蓄征稅會削弱激勵機制；相反，對從土地、石油或其他自然資源所獲得的“租”征稅不會使這些資源消失，它們現在或者未來仍留在那里供人們開發，因此就不存在逆向激勵效應。也就是從原則上說，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應該有充足的稅收來支持社會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資（比如在醫療和教育領域）。可是，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國家往往是那些自然資源最多的國家。顯然，這些國家中有一些人（通常是有政治權力的人）比其他人更善于尋租，他們確保了自然資源的收益大多都成為了他們自己的。委內瑞拉是拉丁美洲最富的石油生產國，但是在查韋斯成為總統前，該國有一半的人民生活在貧困中，也正是這種富有當中的貧困給了像查韋斯這樣的領導者上臺的機會。
　　尋租行為不僅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資源豐富的國家泛濫，就連在美國這樣的現代經濟中也變得普遍了。在這些經濟中，尋租采取了很多形式，有一些非常類似于盛產石油的國家的情形：以低于公平市場的價格獲得國有資產（比如石油或礦物），如果政府把一座價值10億美元的礦藏以5億美元賣給你，那你就很容易變富了。
　　另一種尋租是采取相反形式：以高出市場價的價格把產品賣給政府（即非競爭性采購）。 制藥公司和軍火商就最擅長這種形式的尋租。政府公開的補貼（比如對農業）或者隱性的補貼（減少競爭的貿易限制或隱藏在稅收制度里的補貼）都是向公眾尋租的其他方式。
　　并非所有的尋租都是利用政府從普通公民那里榨取錢財，私營部門也有自己擅長的尋租方式，比如，通過壟斷向公眾榨租或者通過像銀行的掠奪性借貸對那些信息不足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進行剝削。CEO們利用他們對公司的掌控來為自己獲取公司收入中的更大一塊。政府在這方面通過做它不應該做的事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去阻止這些活動、不宣布它們違法、不執行現有法律。眾所周知，有效執行有利于競爭的法律能夠限制壟斷利潤，設計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能夠限制公司高管侵吞公司的收入。
　　通過審視財富分配中處于上層的那些人，我們能對美國這方面的不平等在性質上有一種認識—那些高收入者當中幾乎沒有誰是技術改造的發明家或是改變我們對于自然規律的認識的科學家。想想曾為當代計算機發展提供數學基礎的天才艾倫圖林（Alan Turing）、想想愛因斯坦、想想激光的發現者們[其中尤以查爾斯湯斯（Charles Townes）為代表]、再想想晶體管的發明者們[包括約翰巴丁（John Bardeen）、沃爾特布拉坦（Walter Brattain）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17以及解密DNA的科學家沃森和克里克（Watson and Crick），這些對于人類福祉貢獻卓著的科學家們沒有一個得到我們經濟體制的隆重獎勵。 
　　相反，在財富分配中占據上層的大多數人都是形式各異的商業天才。比如，有人會說喬布斯或者搜索引擎的創新者以及社交網絡的創新者都是各自領域的天才，其中有些天才非常富有。喬布斯去世前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排名第110位，Facebook的扎克伯格排名第52位。但是這些“天才”很多是將其商業帝國建立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如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就是從來沒出現在富豪榜上的互聯網發明者，他本來可以成為億萬富翁的，但是他選擇了放棄—他把他的思想讓人免費享用，結果極大地促進了互聯網的發展。
　　再進一步觀察在財富分配中占據上層的那些人的成功，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天才很多都是基于設計出更好的方法來利用市場力量和市場的不完善—并且在很多情況下發現更好的方法來確保政治為他們而不是為更廣泛的社會大眾服務。
　　我們已經評論了銀行家，他們構成了上層1%或0.1%群體中的一大部分。雖然他們有些人是通過創造價值來獲得財富，但是其他很多人發財的途徑是依靠我們前面提到的各種形式的尋租。上層群體除了包括我們前面討論過的銀行家，還包括壟斷者及其后代，他們借助某種機制成功取得并保持了市場統治地位。繼19世紀的鐵路大亨之后又出現了洛克菲勒和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20世紀末又見證了比爾蓋茨和微軟對個人電腦軟件業的統治。
　　放眼國際，以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為例，他是在2011年被《福布斯》列為世界首富的墨西哥商人。由于他對墨西哥電話業的統治地位，斯利姆的收費可以是超過競爭市場價格的好幾倍。他的發跡始于當年墨西哥對電信系統私有化改制時，他得到了很大的一份；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巨大財富的獲得策略。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以很大的折扣得到國有資產是發財的捷徑。比如，當今俄羅斯的很多寡頭都是通過以低于市場價買到國有資產，然后再通過壟斷權力來保證持續的利潤而賺到第一桶金的（在美國，政府轉讓這一塊，大部分都做得更為詭秘，比如說，通過設計游戲規則，結果變賣政府資產實際上就成了部分轉讓，只是做得看上去沒有俄羅斯那么明顯）。
　　在前一章里，我們指出了特別富有的另一個群體—公司的CEO們，例如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的斯蒂芬赫姆斯利（Stephen Hemsley），他2010年的收入是1.02億美元，奎斯特通訊（Qwest Communications）[2011年合并后現更名為世紀聯接（CenturyLink）]的愛德華米勒（Edward Mueller），他的收入是6580萬美元。CEO已經成功地從公司收益中獲得越來越大的部分。我們稍后將解釋，使CEO能夠在過去幾十年里積聚大量財富的并不是他們生產率的突然提高，而是因為他們的能力提高了—能夠從他們本該服務的公司那兒攫取更多的收益而內心并不惶恐，并且公眾對此行徑的容忍度也提高了。
　　尋租者的最后一個大群體包括那些頂級律師，他們通過幫助別人規避法律但又（通常）不會坐牢的方式尋租從而使自己致富。他們幫助起草復雜的稅法—使得其中藏有漏洞以便于他們的客戶避稅，然后他們再設計出復雜的交易來利用這些漏洞。他們幫助設計復雜和不透明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幫助設計合同安排以便于形成壟斷勢力，一切都做得似乎合乎法律規范。他們提供的所有這些幫助都使得市場不能以應有的方式運行而是成了上層群體獲利的工具，為此他們得到了豐厚的獎勵。

壟斷租：創造可持續的壟斷

在經濟學家看來，大筆的財富造成了一個問題。我們前面說過，競爭規律表明利潤（超出正常資本回報的部分）應該很快就被壓低到零。但如果利潤為零，財富又從哪里來呢？利基市場是一種渠道，因為它不存在競爭—雖然原因各異；但那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釋可持續的高額利潤（超出競爭水平的利潤）。成功會吸引新進入者，于是利潤會迅速消失。成功的真正關鍵是確保不存在競爭—或者就算有競爭，時間也不要長，這樣才能賺取壟斷的巨額利潤。保證壟斷可持續的最簡單方法就是讓政府給你這樣一個機會，例如，從17世紀到19世紀，英國政府授予了東印度公司與印度做貿易的壟斷權。
　　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得到政府認可的壟斷。專利權通常給予發明者對其創新的暫時壟斷，但是專利法的細節可以延長專利權的時限、減少新企業的進入并提高壟斷權。美國的專利法正是這么做的，這類法律的設計不是出于使創新的步伐最大化，而是為了使租金最大化。
　　即便沒有政府的特許壟斷權，公司仍能創造進入壁壘。有很多種做法可以阻止新進入者，比如維持過剩產能，這樣新進入者就知道，要是他進入這個市場，現有企業就會增加產量，從而使價格降低到讓新進入者無利可圖的地步。在中世紀，行會成功地限制了競爭。很多行業延續了那種傳統，盡管他們說這樣做只是為了維持標準，但是對新進入者的限制（比如限制醫學院的學生人數或者限制訓練有素的人員從國外移民）的確使他們保持了高收入。
　　20世紀初，壟斷成為了很多巨大財富（包括洛克菲勒的財富）的基礎，對此人們倍感擔心，于是反對壟斷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通過了一系列法律來打破壟斷并禁止某些行為。在隨后的歲月里，大量的壟斷被逐一打破—在石油業、煙草業以及其他許多行業。然而今天我們放眼美國經濟，就會看到在很多部門，包括一些對經濟運行特別重要的部門總是有一家或幾家公司占據主導地位，比如微軟在個人電腦操作系統領域，AT&T、Verizon和T-Mobile以及Sprint等幾家公司在電信業。
　　造成這種日益嚴重的市場壟斷化的因素有三個。首先，對于政府在確保競爭方面應起的作用，人們有著不同的看法。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像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喬治斯蒂格勒）提倡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市場，他們認為，市場天生就是存在競爭的，那些看似反競爭的做法其實很少能提高效率。一項部分上由歐林基金會（Olin Foundation）等右翼基金會贊助的、關于這些法律和經濟學教義的大規模“教育”計劃，尤其針對法官是成功的。可惜選擇的時機不巧：正當美國法院開始認同市場是“天生”存在競爭的這類理念并嚴格要求任何持相反觀點的人提供證據時，經濟學卻在探索各種理論來解釋為什么即便看上去似乎有許多公司同時存在而市場仍然不是有競爭的。比如，經濟學新出現的一個強有力分支博弈論（game theory）就解釋了人們如何在不斷延長的時間段內默契地保持串通行為。同時，關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對稱信息的各種新理論揭示了信息不完善是如何破壞競爭的，并且有新的證據不斷證實這些理論的相關性和重要性。
　　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不可低估。即便出現了明目張膽的違規行為，像掠奪性定價，即某家企業通過降低價格把某競爭者擠出去之后再利用壟斷勢力提高價格，這些行為也難以被起訴。芝加哥學派認為市場是有競爭和效率的。如果進入市場很容易，那么占主導地位的企業就無法通過趕出競爭者獲利，因為很快就會有另一家企業取代被趕出的企業。但在現實經濟中，掠奪性行為的確不斷出現。 
　　導致日益增多的壟斷的第二個因素與我們的經濟變化有關。在某些新增長行業中，壟斷勢力更容易形成。這些行業的顯著特點是存在著我們所稱的“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計算機操作系統：正因為對于每個人來說使用同一種語言都很方便，因此讓每個人都使用同一種操作系統也很方便。在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密切的互聯性自然導致標準化；而當制定的標準被其他人采納時，制定者就會有利可圖。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競爭天生與市場勢力的積累相對。當出現大量壟斷利潤時，競爭者就會爭著得到一份。于是就促成了造成美國壟斷勢力增強的第三個因素的形成：企業發現了抵制新進入者和減少競爭壓力的新方法。微軟是這方面一個最好的例子。由于微軟對個人電腦的操作系統享受著一種近乎壟斷的地位，所以如果其他技術動搖了它的壟斷地位，它就會失去很多。互聯網和瀏覽器的發展正代表了這樣一種威脅，當初網景公司（Netscape）在政府資助的研究基礎上把瀏覽器推向市場，微軟決定打敗這位潛在競爭者，于是它推出了自己的產品—IE瀏覽器，但是該產品無法在公開市場上競爭。于是微軟就利用它的壟斷勢力來使競爭形勢有利于自己，它采取了一種被稱為FUD（害怕（fear）、不確定（uncertainty）和懷疑（doubt））的戰略給用戶造成對于兼容性的擔心—如果在已有Windows操作系統的電腦上安裝網景瀏覽器，那么就會立刻跳出錯誤提示，其實那只是微軟事先編好的程序。當新版Windows操作系統開發出來之后，微軟也不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使其充分兼容。最讓人叫絕的是，微軟以零價格提供IE瀏覽器—與操作系統捆綁在一起免費贈送。與零價格的產品競爭是很難的，最終網景公司失敗了。
　　顯然，以零價格賣東西不是一種利潤最大化的戰略，只能在短期內可行。但微軟早已有長期的愿景：保持壟斷。為此目的，它愿意做出短期犧牲。雖然微軟最后成功了，但它這種厚顏無恥的做法令全世界的法庭和裁決委員會都指控微軟采取的是反競爭手段。然而最后微軟還是占據了市場—因為它意識到在一個網絡經濟中，壟斷地位一旦確立，就很難再被打破。鑒于微軟在操作系統市場的統治地位，它有動力和能力在其他許多應用程序領域也占據統治地位。
　　于是微軟的利潤如此之大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過去25年里年平均利潤是70億美元，過去10年的年平均利潤是140億美元，在2011年增長至230億美元，這為早期購買微軟股票的人贏得了財富。 眾所周知，雖然微軟占有統治地位和巨大資源，但它一直不是個真正的創新者。它并沒有開發第一款廣泛使用的文字處理器、第一款電子制表軟件、第一個瀏覽器、第一款媒體播放器或者第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搜索引擎，這些方面的創新都是別人做的。這與理論及歷史證據是相吻合的：壟斷者不是好的創新者。
　　審視美國經濟，我們看到在許多行業都有大量的企業，于是就推斷這些行業一定存在著競爭。但實際情況并非總是如此。以銀行業為例，盡管美國有數百家銀行，但是最大的四家分享了幾乎全國銀行資產的一半，40與15年前的集中度相比有著顯著的增長。在大多數比較小的社區里，最多也就有一兩家銀行。當競爭如此有限時，價格就有可能遠遠超出競爭水平的價格。這就是為什么銀行業每年享受著估計超過1 150億美元的利潤，其中的大部分轉移到了高管和其他銀行家那里—這構成了上層不平等的主要來源之一。就一些像場外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等銀行產品而言，四五家非常大的銀行處于統治地位，這種市場集中難免使人擔憂這些銀行會串通，不管方式多么隱蔽。[但是有些時候它們的串通甚至不是隱蔽而是露骨的。這些銀行設定了一個關鍵利率，叫做“倫敦同業銀行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Lending Rate，簡稱LIBOR），抵押貸款及很多金融產品都是跟這個利率掛鉤的。這樣看來就是這些銀行之間串通操縱了利率，使得它們能夠從沒識破這些詭計的其他銀行那里掙更多的錢。]
　　當然了，即使制定了明令禁止壟斷行為的法律，這些法律必須要被執行才能發揮效力。特別是由于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那套說法，人們就傾向于不干預市場的“自由”運作，哪怕結果是反競爭的。不采取一個強硬的立場也是出于政治考慮：畢竟，對于微軟這樣的公司太強硬了是不利于商業的，而且也不利于競選捐款啊。

政治：著手設定規則并挑選裁判

能夠在“公平”游戲中獲勝是一回事，能夠制定游戲規則并且是以提高自己獲勝概率的方式制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今天在很多領域，監管機構要負責對一個行業的監督（制定并執行規章制度）。比如，在電信業有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FCC）、在證券業有證券和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SEC）、在銀行業有聯邦儲備體系（Federal Reserve）。但問題是，這些行業的領袖們會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把那些認同他們觀點的人安排進這些監管機構工作。
　　經濟學家稱這種現象為“監管俘獲”（regulatory capture）。有時這種俘獲是與金錢激勵相聯系的：那些監管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并且會回到他們應該監管的行業。因此他們的激勵與該行業的激勵是有效結合的，即便他們的激勵與社會其他成員的激勵并不一致。如果那些監管委員會的成員對該行業能服務好的話，那么他們在結束政府工作之后的職業生涯里會得到良好回報。
　　然而有時監管俘獲并不是受金錢激勵的。相反，監管者的思維方式被他們所監管的人的思維方式俘獲了，這被稱為“認知俘獲”（cognitive capture），它更多的是一種社會學現象。雖然格林斯潘和蓋特納在到美聯儲之前都不曾在大銀行工作，但是他們和銀行之間有種天生的共鳴，于是他們或許就認同了銀行家的思維模式。在銀行家的思維里，雖然銀行把局面弄得一團糟，但是政府在實施緊急援助時沒有必要對銀行提出嚴格的條件。
　　銀行家們指使了眾多游說者對所有監管者都進行游說，說服他們不要對銀行進行監管—據估計，每1位美國國會眾議員平均被2.5位游說者盯住了。但如果你游說的對象恰好與你站在同一立場，那么游說就容易多了，這就是為什么銀行和他們的游說者不遺余力地促使政府任命那些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俘獲”了的人做監管者。銀行家盡力否決任何不認同他們看法的人。我本人當年在克林頓政府親眼所見有些可能被提名任職美聯儲的人選被擱置起來，有的甚至就來自銀行界。任何一個可能被提名的人如果偏離了既定路線，即不認同市場是能夠自我調節的并且銀行是能夠管理好自己風險的，那么對他的抗議聲就會不絕于耳，于是他作為備選者的名字就不會被提出來，即使被提出來了，也不會被通過。

政府的慷慨大方

我們已經了解了壟斷（無論是政府授予的還是政府通過不充分執行競爭法加以“支持”的）是如何為許多世界上最有錢的人締造財富的，但是致富的方式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讓政府直接把現金交給你，這種情況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實現。比如說，對于立法進行很少有人會注意到的稍許改動，就可能帶來幾十億美元的收益。這正是政府在2003年延長了一種人們迫切需要的醫保藥物后發生的情形。該法律中有一項條款，禁止政府對藥品價格進行討價還價，這一規定實際上是送給了制藥公司一份厚禮—每年大約500億美元甚至更多。此外，更為普遍的方式是政府采購—支付的價格遠高于成本，它也是反映政府慷慨大方的一種標準形式。
　　有時候禮物隱藏在模糊不清的法律條款中。有關開放金融衍生品市場（確保沒有監管者能觸及金融衍生品市場，不管這種市場對經濟的風險有多么大）的一部關鍵法案中有一項條款，規定萬一銀行破產，衍生品索賠有“優先權”，即一旦銀行破產，要先支付衍生品的索賠，然后再支付工人、供應商或者其他債權人—即便使銀行陷入破產境地的始作俑者就是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市場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是造成對美國國際集團進行1 500億美元緊急援助的原因。）
　　金融部門從政府的慷慨大方中受益還有其他的方式，這一點在經濟大衰退之后尤為明顯。當美聯儲（它可以被看成是政府的一個部門）以近乎零利率不限量地借錢給銀行并允許它們以高得多的利率再把錢借回給美國政府（或者外國政府），這純粹是給了銀行一個隱蔽的大禮包，價值幾百億美元。
　　這些還不是政府推動巨大私人財富形成的全部方式。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控制著石油、汽油等自然資源和采礦特許權，假如政府授予了某企業免費開發這些資源的權力，那么它不用費腦筋就能發大財。當然了，那正是美國政府在19世紀所做的，當時任何人都能對自然資源提出所有權。今天政府一般不再出讓自然資源了，更多的時候是要求付費，但是那筆錢遠遠少于應付的數量。這只不過是政府給錢的一種不太透明的方式罷了：例如，如果刨除開采成本，一塊土地地下的石油資源價值1億美元，但政府只要求付5 000萬美元，那么政府實際上送出去了5 000萬美元。
　　情況本不必如此，但強大的利益集團堅持要那樣。在克林頓執政時期，我們試圖讓礦業公司對它們從公共土地開采的資源支付比名義數量更多的費用，但是那些礦業公司以及那些獲得它們慷慨捐贈的國會議員們都反對并最終成功抵制那些措施，他們爭辯說該政策會阻礙經濟增長。但實際情況是，如果通過拍賣的方式，只要資源價值大于開采成本，礦業公司就會競拍采礦權；并且如果它們中標了，就會立即開采。拍賣并不阻礙經濟增長，它們正好能確保公眾得到與他們所擁有資源相匹配的補償。現代拍賣理論已經解釋了如何通過改變拍賣的設計可以為政府帶來更多的收入。這些理論已經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電信頻譜的拍賣中得到了驗證，這種拍賣效果極好，為政府創造了幾十億美元的收入。
　　有時政府的慷慨大方不是表現為以極低的價格出讓資源，而是采取了重寫規則來提升利潤的方式。這么做的一種簡單方法就是保護本國企業免受外國競爭。要求外國公司而非本國公司繳納的關稅及其他稅種就相當于給本國生產者的一份禮物。那些要求得到保護免受外國競爭的企業總能找出一個理由說，作為整體的全社會是真正受益者，而企業自身得到的任何利益都只是附帶的。這種論調顯然是為謀取私利的，盡管有些例子顯示這些借口有點兒道理，但是這一理由的廣泛濫用使人們難以重視它。因為關稅使外國產品處于不利地位，這樣就使國內企業能夠提高價格增加利潤。在有些情況下，可能會出現一些偶然的社會收益，比如較高的國內就業率、企業有機會投資于研發從而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但更多的情況是，關稅保護了那些老朽的、失去了競爭能力的行業或者那些對新技術投資失敗后想推遲面對競爭的行業。
　　這種現象的一個例子就是對乙醇的補貼。通過轉化蘊涵在玉米（美國一項主要農產品）中的太陽能來取代石油從而減少對石油的依賴，這一計劃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但是要把植物能源轉換成一種為汽車而不是為人提供能源的形式，成本非常高。一些植物比另一些植物更容易轉化乙醇。巴西在蔗糖乙醇方面的研究非常成功，美國為了與其競爭，多年來不得不對巴西進口的蔗糖乙醇課以每加侖54美分的稅賦。自從實施補貼的40年來，美國支持的仍然是一種似乎無法長大的不成熟技術。當2008年經濟衰退開始后，石油價格跌落，于是雖然很多乙醇工廠享有巨額政府補貼，但還是破產了。直到2011年年底，補貼和關稅才終于被終止。
　　這些扭曲的補貼之所以長久存在，都出于同一個原因：政治。這些補貼的主要的（長期以來也是唯一的）直接受益者就是玉米乙醇的生產企業，其主導者是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這家巨大型公司。和許多其他公司的高管一樣，ADM的高管似乎也更擅長運用政治而非創新。該公司對美國兩黨都慷慨捐贈，因此盡管國會議員可能會譴責這種企業捐贈，但是這些立法者都不愿觸及乙醇補貼這件事。我們前面提到，企業幾乎總是強調說它們所得到的任何補貼的真正受益者是別人而非它們自己。在這個例子中，乙醇的倡導者說真正的受益者是美國的玉米種植者。但通常不是那種情況，尤其是在補貼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已經享受大量政府補貼并且近乎一半的收入都來自政府而非土壤的美國玉米種植者為什么竟然還要得到進一步的援助，這一點令人費解并且難以與自由的市場經濟原則相統一。（實際上，政府補貼農業的錢大部分并沒有給予貧窮農民或者家庭農場。這項計劃的設計揭示了它的真正目的：把我們中其他人的錢二次分配給富有者和企業農場。）令人遺憾的是，政府對企業的慷慨大方并不是僅僅限于我們給出的幾個例子；但是要描述每一個得到政府首肯尋租的例子，那就需要再另寫一本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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