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直到拿到新書，我內心一直還有一個疑問，作者書中所寫的那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們難道不懂得鐘慶這些觀點嗎？為什么從來沒有聽他們說過呢？或者他們根本就反對鐘慶的這些觀點？在事關國家發展前途的問題上，我十分希望聽聽這些對中央政府頗有影響力、受到包括我在內的社會大眾崇信的經濟學者們的看法。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些內容。對話茅于軾、張維迎，我派了同事陪同前去，與周其仁的對話由于是電話交流，我聽了全部過程。雖然有記者全程參與，但因故沒有報道。
從結果來看，對話的雙方似乎誰也沒有說服誰。
倒是后來聽一位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做秘書的朋友告訴我，《刷盤子還是讀書——反思中日強國之路》一書被高級別干部才能看到的《動態清樣》摘錄。
當年所討論的內容其實同樣反映在中國農業領域。中國大豆產業2004年一夜之間淪陷，油脂產業隨即破產、東北大豆種植面積大幅度下降的歷史事實，卻從未聽這些經濟學者們表示過關注。
當然，寫這本書的初衷，并不是排斥開放，而是推進科學開放，提醒人們重視過去粗放式開放中存在的輿論和政策問題，重新定位國有企業，創造利于公平競爭的環境，扶持民營企業發展，使企業在開放中學會競爭，使民族農業在開放中茁壯成長。改革開放30多年一路走來，中國迅速崛起成為經濟大國，但改革開放畢竟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實驗，其中的盲點及其危害也逐漸顯露出來。翻看一下歷年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就一目了然：除了轉基因種子被列為禁止項目、種子被列為限制項目之外，中國農業的大門始終是打開著的。而今，轉基因落地神州大地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在農業領域，中國在引進外資的進程中，是否有戰略布局？除了種子資源之外，哪些還可以列入布局要點？中國如何在全球范圍內規劃資源類要素（比如水、土地、鉀礦、磷礦等）的拓展？如何有效應對國際大糧商的“期貨+貿易+種植”的產業鏈運作？如何集體應對國際賣家聯盟的談判？除了限制性的政策手段外，是否還有扶植性的政策？戰略布局中民營企業的參與空間有多大？參與的方式有哪些？國有企業在布局中的角色是什么？國有企業是逐利性的自由企業，還是賦有實現國家戰略責任的政策性企業？
這些問題不因為眾多經濟學者的漠視而消失，相反，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越來越凸顯。
當“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是科學發展觀的時代來臨，我們需要有新的經濟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行為。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重新認識有意無意指導著我們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以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的觸角，去理智地面對世界，形成我們自己的科學發展觀。
是為本書寫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