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準確把握中國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仍然不易。“大躍進”產生的一個根源，就在于中國領導人盲目相信中國的本土技術無所不能。毛澤東堅信，有了革命熱情，再加上新的耕種技術，糧食產量就會突飛猛進。生產技術的變化增加了計算糧食產量的難度，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大家都在關注生產技術的變化，沒有人注意到糧食產量基本不變的事實。改革開放以后糧食數據可能不像上世紀50年代那樣嚴重失真，但中國大陸仍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中國目前的經濟規模與1978年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隨著新行業的崛起，經濟產值及就業也在增長，新產品層出不窮，新樓盤陸續粉墨登場——要想準確記錄這些經濟領域的動態確實是個巨大的挑戰。國家統計局也在盡力維護統計工具的準確性和時效性。為正確捕捉GDP的增長情況，國家統計局已將調查范圍從最初的16個基本行業擴展到94個相關行業，對服務業的調查范圍也顯著擴大。但有些數據的調查工具和方法仍然落后，無法跟上瞬息萬變的形勢。譬如，用來統計就業數據的測算體系就錯漏百出。1978年，所有勞動力都在國有部門就業，因此以國有企業為基礎開展薪資調查完全行得通。但到2010年，在國有部門就業的勞動人口還不到10%，繼續沿用老的測算體系就不太合理。與政治上的干預相比，統計工具滯后于現實發展才是中國統計部門面臨的嚴重問題。
文化上的原因也加大了統計難度。國家統計局不是國稅局，也不是公安局。由于多種原因，國家統計局很難收集到翔實的原始信息。早在“大躍進”時代，在自留地耕種莊稼的農民為了逃避生產大隊的稽查，往往都會上報虛假數據。五十年后，中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小企業一般都會有三本賬——一本給稅務局看，一本給投資者看，還有一本供內部參考。而富人階層則拒絕透露通過行賄獲得的收入。接受調查的人群不愿向官方統計人員如實上報信息的確加大了國家統計局的工作難度。
最后，原本只是很簡單的統計方法，但國家統計局及其他負責編制經濟數據的政府部門卻神神秘秘地不肯向外界透露，仿佛他們守護的不是統計方法，而是原子彈倉庫地址。和前幾年相比，重要數據統計方法的透明度問題已有很大改善。以2010年為例，中國在發布私營部門薪資數據的同時，也公開了詳細的調查方法，并針對調查方法的局限性展開了討論。但重要數據的詳細統計方法等關鍵信息仍未公開。譬如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中各類商品的權重，這在大多數國家都是公開信息，外界也很容易據此核查官方數據的可靠性。但在中國，由于國家統計局沒有對外公布權重，因此就不可能判斷指數的變動到底是因為物價出現波動，還是因為計算方法作了調整。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市場對CPI數據缺乏信心，以至于在某些月份，數據發布前市場都會出現兩個版本的傳言，一種是實際CPI，另一種則是國家統計局即將發布的數據。由于國家統計局及其他機構拒絕透露數據計算方法的關鍵細節，外界質疑數據的可靠性也就在所難免。其實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實際情況是，今日中國的經濟數據絕不是由政府一手遮天、任意炮制的。數據不僅越來越可靠，覆蓋面也越來越廣，當然，其中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例如準確把握復雜萬變的中國經濟形勢存在難度，調查方法不夠完善，民眾對政府缺乏足夠的信心，有些數據也的確存在政治敏感度。統計系統絕對不是盡善盡美，有的數據可靠程度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沒有一項是瞎編亂造出來的。這從GDP數據發布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混亂場面就可以窺視一斑，而且，數據發布后的第一時間里立刻達成了數十億美元的交易：盡管數據本身存在缺陷，但這毫不妨礙市場作出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