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6月19日發改委下發電煤限價令一月有余，電煤價格反而上漲22%。7月24日，針對電煤價格不斷攀升的勢頭，發改委下發煤炭限價二道金牌，明確要求秦皇島港、天津港、唐山港等港口動力煤平倉價格，不得超過6月19日價格水平。對于發改委再次限價，浙江能源集團某負責人表示，“不敢寄予太大希望”。他認為，限價令并沒有疏導，反而加劇電煤的矛盾，而未來的煤炭價格仍然會繼續上漲。（《新京報》7月25日）

　　限價令沒有平抑電煤的價格，反而加劇了電煤的矛盾，這顯然有悖于發改委的初衷。發改委第一道限價令出臺后，電煤價格仍然上漲超過22%，說明發改委的限價令根本沒能遏制住電煤價格的上漲。作為限價令的發布者，發改委應該保證自己的限價令落到實處。因此，發改委應該找出限價令未能執行的原因，并加以督促、落實，保證限價令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但是，發改委對第一次限價令的“失效”似乎并不怎么在意，不是去分析限價令受阻的原因，采取對策，而是又出臺了一個限價令，聽起來讓人感到好笑。無法兌現的“限價令”只是一紙“空頭支票”，就是下發一百道限價令，其效果也等于是零，難以遏制電煤的上漲。
　　發改委第一次限價令之所以失效，一個原因是國有大礦的出廠價雖受到嚴格控制，但一些未受監管的小煤礦的價格卻水漲船高，導致電煤價格突破了發改委的限價底線。而流通環節的價格，大煤炭企業根本無法控制，這就讓發改委的限價令打了很大折扣，直至完全失效。可見，限價令不應僅僅針對國有大礦，還包括那些未受監管的小煤礦；限價令也不應僅僅針對煤礦企業，對流通環節以及銷售終端，價格都應該予以明確。遺憾的是發改委是“顧頭不顧尾”，只對煤炭源頭進行價格干預，不對中間及終端環節進行監管，直接導致了限價令的失敗。
　　今年以來，我國接連發生南方雪災和汶川地震兩場災難，受其影響，給煤炭生產、交通運輸都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導致電企用煤吃緊，加劇了我國今夏的電力缺口。為了保證電企生產用煤，發改委要求一些煤礦復產，并針對電煤下發了限價令。而在發改委下發限價令之前，一些省份就對煤炭價格進行了臨時干預，山東省政府在今年6月出臺干預煤價措施，要求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供應，同時要求所供電煤在6月價格基礎上每噸下調10元。湖南省規定已簽訂長期供貨合同并明確了電煤交易價格的，在合同價格之外每噸征收了35元的煤炭價格調節基金，就不得再以任何名義加價。對未簽訂長期供貨合同電煤、煤炭生產經營的企業，在今年5月19日前與省電網統調火電企業結算價格的基礎上，除按省政府規定價外加收每噸35元煤炭價格的調節基金外，不得提價。而另一煤炭大省陜西省也表示要求電煤不漲價。這些省份對煤炭價格的干預，讓發電企業吃了一顆“定心丸”。但是，電煤從煤礦到發電企業，還要經過運輸等環節，雖然煤礦執行了限價令，但是，到了發電企業那里，價格卻又發生了變化。發改委的限價令就這樣被“改寫”。
　　筆者以為，一個政策的出臺，不僅要有良好的愿望，還要在執行過程中進行嚴格監督，保證其執行，否則，一切只能變成空談，政策的效力和嚴肅性就會大打折扣，政府的威信也會受到影響。對于發改委的第二道限價令，筆者不以為然。既然第一道限價令未能起到限價的作用，那么，第二道限價令還能有多大效果？發改委的當務之急，是嚴格落實第一道限價令施行，如果第一道限價令存在政策漏洞，應該進行補充彌補，對于違反政策的，進行監督處罰，確保限價令的效果，而不是急著再去下發又一道所謂的限價令，因為無法兌現的“限價令”只是一紙“空頭支票”而已，不會起到任何震懾作用，請發改委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