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輪國際金融中心布局戰略性調整將趨向于亞太地區。目前亞洲諸國舉國之力競相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本質上是對下一輪發展中經濟制高點的爭奪，是其國家戰略的集中體現
    ●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面臨外部競爭日趨白熱化的態勢下，其國家戰略的重大意義就顯得更為突出，需要加大戰略支持力度，加快推進步伐
    ● 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已體現了國家干預、政府主導的新模式。現在需要進一步把政府主導作用和干預效果的重點，放在國家層面的組織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傾斜上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作為一項重大的國家戰略，已取得重大進展，在規模、效益、監管等方面在亞洲名列前茅，被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評為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金融中心的兩個亞洲城市之一。然而，在當前國際金融中心發展中，不斷呈現出來的新態勢及其新模式使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國家戰略意義更為突顯，需要加以準確把握和抓緊實施。

    新一輪國際金融中心布局戰略性調整趨向于亞太地區

    到2006年底，全球金融資產已達到167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7%，是1995至2005年間年均增長8%的兩倍。2006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約為全球GDP的3.5倍，每天的平均流量高達115萬億美元以上，約為全球每天平均商品貿易額的50倍。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進程中，一個非常突出的新變化就是全球金融資產持續增長，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比例不斷擴大，產生了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巨大需求。
    盡管從地區結構來看，目前全球金融資產呈現非均衡分布（2006年，美國、歐元區、日本和英國總共占了全球金融資產的73%），但在全球金融資產迅速增長的份額中，新興市場國家的貢獻日益突出。在過去的10年里，新興市場國家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一倍。其中，我國金融資產的增長貢獻率占到新興市場國家的1/2，其規模達到8.1萬億美元，約占新興市場國家總額的1/3。因此，新興市場國家金融資產的高速增長帶來的交易需求，正引發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性布局的新一輪戰略性調整。
    從歷史上看，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戰略性布局調整往往是與全球經濟重心轉移相一致。例如，工業革命使世界經濟重心轉向英國，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重心轉向美國，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崛起。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亞太地區轉移。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后，中國經濟、印度經濟、東盟經濟、東北亞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突出表現，使世界經濟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已成定勢。從這一意義上講，新一輪國際金融中心布局戰略性調整將趨向于亞太地區。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國家戰略意義更加突顯

    在這種背景下，亞洲諸國紛紛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除了新加坡通過打造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爭取國際金融中心一席之地外，韓國的首爾和印度的孟買都計劃到2020年建成與倫敦、紐約并駕齊驅的全球金融中心。阿聯酋的迪拜則借助于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和大量的石油美元，也在通力打造國際金融中心。
    對于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經濟來講，主動迎接新一輪國際金融中心布局戰略性調整，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非常迫切的戰略任務。目前，我國的實體經濟已達到相當規模，2007年GDP總量已超過德國而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達到15282億美元。據統計，我國的虛擬經濟總量是實體經濟總量的2.38倍，而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虛擬經濟總量分別是實體經濟總量的5.4、6.5和5.2倍，顯示出我國虛擬經濟尚有巨大發展潛力，對金融服務業發展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需求日益迫切。
    更為重要的是，在東亞地區，中國已日益成為新的經濟集成國家。在亞洲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中，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990年的18.7%上升到2004年的58%。而且，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中國在亞洲已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新加坡的最大出口市場，并成為東亞制造業網絡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對亞洲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大。同時，人民幣的升值不僅促使亞洲國家對中國出口的增加，也使人民幣逐步成為亞洲地區的強勢貨幣雛形顯現。這使得中國形成以本幣和外幣共同計價為特征的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可能。
    國際經驗表明，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對促進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體系的現代化、改善國內金融服務水平、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參與金融資產及能源金屬等大宗產品定價權的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亞洲諸國舉國之力競相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本質上是對下一輪發展中經濟制高點的爭奪，是其國家戰略的集中體現。
    因此，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面臨外部競爭日趨白熱化的態勢下，其國家戰略的重大意義就顯得更為突出，需要加大戰略支持力度，加快推進步伐。也就是，要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放在我國金融改革開放的總體部署和進程中來考慮，對全國金融業發展布局和金融資源配置進行統籌協調，舉全國之力切實解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大問題。

    國家干預、政府主導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和發展的新模式

    從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史來看，強大的國家經濟、完善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國家的貨幣地位、法治環境、金融開放程度、專業人才資源等都是促使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和發展的積極要素和基本條件。同時，政府的積極干預在國際金融中心形成和發展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放松管制，提供寬松自由的經營環境；二是提供金融中心形成與發展的促進政策；三是提供有效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
    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都加大了政府對本國金融業支持和引導的力度，嘗試積極干預對國際金融中心的扶植和整合，以增強其國際競爭力。而進入21世紀以來，幾乎所有致力于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亞洲新興經濟國家，都是通過國家干預和政府主導來實施大力推進的。
    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也已體現了國家干預、政府主導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特別是設立央行上海總部、批準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等措施。現在需要進一步把政府主導作用和干預效果的重點，放在國家層面的組織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傾斜上。
    在這方面，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它們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都由中央政府成立了相應的領導小組或部門，出臺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扶持政策，形成了中央政府為主導、地方政府具體操作的推進機制。韓國成立了中央政府主導的首爾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推進委員會，由財政經濟部作為具體執行機構，并在整合與取代現行的證券法、期貨法、資產管理法等八部法律的基礎上出臺了《證券市場和金融投資服務法》，將于2009年正式實施。印度成立了由財政部主導的孟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高級專家委員會，該委員會已完成了《將孟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報告，提出了階段性目標及改革金融監管制度的立法建議，倡議盡快開放資本項目、改革相應稅制和改善金融法治體系等多項措施。阿聯酋設立了迪拜國際金融中心，由三個獨立部門管理，即負責基礎設施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管理局、負責監管的迪拜金融服務局和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并采用了英國的金融法律體系，采取了高度自由化政策，如100%外資的企業、零所得稅和營業稅、無外匯管制、高標準和透明的操作環境等。
    總之，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謀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以國家的力量來統一研究協調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大問題和政策措施，形成共同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合力。
    （周振華 郭愛軍,作者分別為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