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抱著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就應該承認“利益”對道德的激勵作用——不管這種利益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就應該看到，對道德的物質獎勵，并不是否定人類德性，更不是鼓吹唯利是圖。
    看見路人爭吵，主動上前勸解，就能獲得現金獎勵，并且積分多了，還能在買房、就醫、子女上學等方面享受優惠。這是江蘇宿遷的又一創新。據統計，全市已有1896人受到獎勵，累計發放獎勵現金9.9萬余元。
    對于這樣的創新，有人認為有助于道德的提倡弘揚；反對者則稱，把道德和金錢聯系起來，本身就是對道德矮化。近年來諸如“有償失物招領”、公交車“讓座獎”等新聞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爭論。
    做好事是否就應不圖名、不為利？對此，我不能認同。那么，做好事是否就要只圖名、不為利呢？首先孔夫子就不會答應。春秋時期魯國規定：如果有人將在國外的魯國奴隸贖回，回國可以報銷。孔子的一位弟子在贖回一位魯國奴隸后，堅持不報銷，以示“義”的純粹。孔子非但沒有表揚、反而批評了這位弟子，認為此舉將阻礙更多的奴隸被解救。因為如果別人墊錢救人，報銷不好意思，不報銷則蒙受損失，兩難之下最終可能放棄救人。而孔子的另一位弟子，下水救人被人賞賜了一頭牛，他高興地接受了。孔子大加贊賞，說這樣會激勵更多的人以后下水救人。
    因此，如果我們抱著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而非道德烏托邦主義，就應該承認“利益”對道德的激勵作用——不管這種利益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就應該看到，對道德的物質獎勵，并不是否定人類德性，更不是鼓吹唯利是圖。而無論是中國民間流傳的“善有善報”、“好人有好報”等樸素觀念，還是倫理學大師約翰·密爾“在一切道德問題上，我最后總是訴諸功利的”名言，無不說明了這一點。
    關于利益對道德的獎勵和調控，一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發調節機制”, 社會成員之間相互制約的道德行為；一種是“社會干預機制”，即社會或國家設立具有明顯導向性的利益賞罰制度，直接干預社會成員道德行為的利益后果。宿遷的創新，無疑屬于后者，只是把階段性的“道德標兵”、“模范市民”等獎勵行為日常化了而已。
    從這個角度，或許我們應該更加關注的，不是政府對道德獎勵本身，而是政府獎勵的細節問題。比如，資金來源問題，是否經過了合理預算，有著明確授權？據了解，宿遷設立了治安志愿者獎勵專項基金，并納入財政專戶管理，因此，基金籌集的渠道值得關注。比如，獎勵的對象問題，是否超出了行政邊界？在宿遷所列的“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打擊犯罪”內容，是否涵蓋了本屬于公職人員的義務，有變相擴大政府“雇員”的嫌疑？再比如，獎勵的手段問題，除現金外，“享受工商、稅務、城管、就醫、子女上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優惠”的獎勵菜單，是否有法律依據？起碼，“子女上學加分”，就應格外慎重，一來要避免使其損害教育公平、成為另類“拼爹游戲”；二來也要警惕其衍生新的腐敗，畢竟這些年來形形色色的加分丑聞已經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