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可謂難料。就在一年前,當全球金融危機陰霾密布并沖擊到中國經濟的時候,我們曾發出過“關注這2000萬農民工的命運”的吁求——彼時,農民工大規模顯性失業,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但短短的一年之后,“用工荒”之類的詞匯,卻在媒體上四處可見。 這一輪的“用工荒”,涉及范圍較廣,不少沿海地區均現嚴重缺工現象,甚至一些內地城市,也有叫苦聲音出現。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兩個區域——珠三角和長三角,自然首當其沖。嚴重者如廣州,據當地媒體報道,廣州加工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傳統服務業等三大行業,缺工量預計達到15萬人。 從一年前的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到現在缺工現象頻現,原因究竟在哪里?農民工這個群體,就業上的波動又為什么會如此顯著? 鑒于就業問題與宏觀經濟形勢之間的緊密聯系,農民工群體一年內在就業上顯現出的“冰火兩重天”,自然需要從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上找原因。一年前,危機四伏,未來茫然;一年后,中國經濟率先復蘇,外部形勢也大有好轉。企業用工量的增加,本身便是一個重要的訊號,寓示著經濟的轉暖。 如果從農村勞動力總量不斷減少的角度來看待缺工現象,或會發現勞動力局部的、階段性的、結構性的短缺幾乎不可避免。在經濟學家蔡昉看來,中國經濟迎來了“劉易斯拐點”,既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已然成為歷史,那么,在特定條件之下,勞動力市場出現供求矛盾,并不值得奇怪。
當然,我們只能說,當下的“用工荒”,只能以“局部的、階段性的、結構性的短缺”來作定義。要知道,中國整體的就業形勢還較為嚴峻,就業問題遠未解決,比如大學生的就業,仍是一個棘手的社會難題。表面上看,反差情形的出現,似乎是一個悖論,但實質上,這正是就業領域階段性、結構性矛盾的一種體現。而這樣的矛盾,又給農民工就業造成了較大的波動。 眾所周知,農民工流入城市,所從事的行業主要是制造業和低端服務業,呈現出脆弱、非正規的色彩。也正因此,農民工相比較于城市勞動者,其就業的不穩定性是顯而易見的。在宏觀經濟的冷暖變化間,農民工的就業崗位也跟隨變化,或失或得中無不反映出這個勞動力群體的鮮明特征。 一如其他領域,勞動力市場本身也具有調節功能。從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到“用工荒”的出現,價格杠桿必然會發生作用。這從不少地方近來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中可見一斑。盡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既定規則可循,但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多個地方的積極舉措,卻也不乏刻意的痕跡。 回過頭看,近年來,“用工荒”的現象時有出現,今年的情形并不偶然。換一種角度來觀察,在金融危機期間,由于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出口形勢急劇惡化,“用工荒”一時得到緩和。但這不意味著,中國就業領域中的階段性、結構性矛盾已經得到了解決。 面對“用工荒”的現象,從長期的視角考量,必須強調加強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每一座城市,都應該善待為其發展做出貢獻的勞動者——即便他們默默無聞,即便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是如此的不起眼。同時,也要從改良教育的角度出發,努力培養合格的、適用的勞動力,以便逐步解決階段性、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農民工群體在就業上呈現出的脆弱性、非正規性,也與農民工長期以來一直徘徊在城市的邊緣不無關系。他們缺少好的教育、缺少公平的社會保障,甚至也缺少公平的就業權利,他們人在城市,卻不能真正安居,缺少提升空間,如此,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化必然會深刻影響到這個群體。 要破解這個難題,還是要回到如何城鎮化的命題上來。農民工的命運,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與中國未來新的城鎮化進程將結合在一起。這里所說的城鎮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而是將戶籍制度的破題與中小城市和城鎮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并賦予新市民們同等的教育、社保、就業等權利。事實上,這也正是今年的“一號文件”提出的重要使命。 當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矛盾,是個經濟命題,又不僅僅是經濟命題,帶有歷史特定階段的必然性,也與我們這個社會的諸多問題糾結在一起。讓一部分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安居下來,成為新市民,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思路與現實任務,對于緩和“用工荒”的矛盾,也將不無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