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視連續劇《蝸居》引發全國熱議，特別是被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80后們更是心有戚戚。不少大城市房價收入比超過10，買房成了中國社會除醫療、養老、教育之外的又一座大山。
　　房價問題必須引起重視，因為這不僅關系到眾多公民的幸福水平，也關系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中國必須轉變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從依賴外需轉向依賴內需。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一轉變的必要性，并采取了多重政策刺激國內需求。遺憾的是，目前國內需求仍是以投資需求為主，居民消費需求不足。
　　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擴大內需、促進消費也被放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雖然提振居民消費需求已成共識，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卻前路艱辛。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說，居民在高收入階段要大量儲蓄以備養老等需要。對我國而言，居民的收入只有剔除了養老需求、醫療需求、購房需求、子女教育需求等預防性收入之后的部分才是能夠釋放出購買力的有效收入。
　　顯然，問題的根本癥結還在于居民有效收入太低，這是中國高儲蓄文化的根本成因。但該如何解釋　GDP連續30年平均9.8％的增速與居民有效收入的緩慢增長之間的矛盾？
　　首先，這與現階段經濟增長模式高度相關。由于GDP是考核地方官員的主要指標，各個地方出現了招商引資的熱潮，而且項目越大越受歡迎。外資項目通常只把生產制造環節放在國內，“世界工廠”模式意味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付出了巨大的環境和資源代價卻只獲得了微薄利潤。
　　其次，企業的社會責任有待加強。企業不僅要為股東利益服務，也要兼顧員工、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目前員工利益時常得不到保護。蘋果公司在《2009年供貨商社會責任進展報告》中，自曝其多家中國代工廠存在克扣員工加班費、員工居住環境惡劣、員工收入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等一系列問題。
　　再次，稅收制度漏洞加劇了收入的兩極分化。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一方面反映了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市場化改革必然的結果。例如，比爾·蓋茨通過微軟視窗系統成為全球首富，巴菲特則靠穿透未來的判斷能力成為全球第二富，他們的榜樣激勵了無數的創業和創新人才。但是另一方面，我國現行稅收制度的不健全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比較突出的問題表現在：一是遺產稅，二是逃稅現象。我國現行的個稅累進制度存在很大漏洞。由于民營企業主可以拿很低的工資，把各種費用計算到公司成本，同時把個人收入隱藏在公司利潤中，非常容易逃避累進所得稅。而相比之下，大量的白領階層則成了暴露在陽光之下的“綿羊”。
　　由此可見，要培養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讓中國人能夠積極消費起來，不僅要完善醫療和養老體制，更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并完善稅收體制，而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開征更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