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2009年9月末，中國出口表現依然欠佳，即使4季度有良好表現，全年總體下降局面已成定局。某些專家所講的中國出口“土豆效應”根本沒有出現。我們認為，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貿易融資大幅下降所致。9月份出口突然好轉，很可能是季末結算因素導致的賬面調整結果，并非真實改善。
　　前3季度，我國經濟在各種強力刺激計劃的作用下，經濟企穩回升勢頭逐步增強，總體形勢積極向好，全年“保八”已無懸念。經濟增長結構顯示，我國經濟增長仍然以投資為主，消費并沒有成為我國內需的主力。我國經濟復蘇步伐清楚表明：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已從2008年的投資和消費“并駕齊驅”，過渡到了2009年的投資“一枝獨秀”。
　　從5年至10年的視野看，由于中國經濟起飛階段的特征，投資型經濟將在中國長期存在。這意味著投資率在中國將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消費的快速增長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的這一特征。
　　從短期看，消費的變動受政策的影響比較有限，消費的增長基本上是消費本身固有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中國消費領域經歷了幾次“排浪式”的消費浪潮，那時由于家電普及對我國消費產生的影響。除非消費升級正在發生，消費的快速提升就是不可能的，消費變動本身具有平穩的特點。因此，本輪經濟復蘇也不會例外地讓消費充當主角。
　　反思中國當前面臨貶值的高額外匯儲備，外需下降導致的巨額過剩產能，以及出于克服中國經濟抗外部沖擊脆弱性的愿望，綜合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以及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有分析人士認為，提高中國消費率，是克服中國目前經濟困境的方向。但事實上，當前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經濟政策，最多只能達到提高消費總量增長的目的，對消費率的提升，作用不大。消費增長基本保持穩定的情況說明，中國當前經濟的增長和結構調整，主要還是依靠投資推動實現的。中國當前偏低消費率是目前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特征，而不是阻礙經濟復蘇的問題。
　　在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國民經濟組成當中，消費一般占有較高的比重。當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消費率如下：美國為78%，加拿大55%，日本72%，歐元區78%，澳大利亞55%。與發達國家不同，投資增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呈平穩增加趨勢，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則逐漸走低。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由1981年的最高點67%，逐漸下降，到2008年已下降到一半以下，僅為49%；而投資卻從1982年32%的最低點，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44%。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中，投資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越來越明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投資步入一個快速增長期，投資增長率由1999年的近期歷史低點5.5%上升到2003年的近期歷史高點29.1%，并持續維持高位運行。投資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GDP維持了5年超10%的增長速度。可以預見，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態勢要想維持下去，還得依靠投資！

　　經濟起飛只能依靠投資驅動

　　中國經濟發展目前已處于起飛階段。按照經濟成長階段的理論和經驗，一個地區要實現經濟騰飛必須具備一定前提條件，這些條件通常為：1）生產性投資率提高；2）有一個或多個主導產業（部門）存在，并成長很快；3）具有能夠促使成長不斷前進的制度環境。特別是，關聯性強、具有較大帶動作用的一個或幾個產業部門的迅速成長是經濟騰飛不可缺少的動力。以上3個前提條件是不可分割的一個統一整體：主導產業的快速成長需要資金的不斷投入，當地必須為此營造適宜的成長環境。起飛前提條件具備后，經濟成長就會成為一種常態。
　　起飛階段條件具備后通常伴隨情況是：人口增加或集中，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長，需求增長。這在中國表現為城鎮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長：198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為19%，2008年提高到45.68%；人均GDP由1980年的460元提高到2008年的22600元。對各國經濟發展史的研究表明，起飛階段的生產性投資率要占到國民純產值的10%或以上水平。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投資率擺脫了過去大起大落現象，迅速上升到了10%以上，并連續6年維持在25%左右。

　　工業升級階段投資率必然較高

　　投資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推動力，而且是調控的重要手段。2003年至2004年，為了應對SASS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嚴重沖擊，我國啟動了新一輪的投資浪潮，兩年間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基本維持在了30%以上。
　　當前中國經濟已基本完成了初步工業化，正進入了重工業化和產業升級的工業升級階段。工業升級需要對投資提出了比以往初步工業化時期大得多的投資需求，這一階段對投資的需求，和初步工業化時期是不一個數量級的。經濟基礎設施的完善和技術擴散的空間延伸，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投資型性質。
　　投資型經濟和起飛階段的特征，決定了中國未來10至20年還將是一個投資引領增長體。中國未來十多年中，在許多的領域，都存在著巨大的剛性投資需求：區域開發、江山整治和公共設施升級完善帶來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城鎮化進展帶來的不動產投資和市政建設需求，工業信息化發展帶來的更新改造投資等。（作者系上海證券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