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對酒后駕車嚴查的深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交警大隊等單位最近聯合發起成立了“蜀山區酒后代駕聯盟”，聯盟由有意代駕業務的出租車公司、酒店、停車場等經營單位，及政府管理部門、社會團體，以及駕駛員組成。酒店接受醉酒顧客的委托，聯系代駕志愿者，或者顧客直接撥打聯盟服務電話。代駕人員
上崗前必須經交警部門審核。（9月19日《新京報》）

　  這一不乏人文關懷的舉措，能讓代駕紅火起來，并杜絕酒后駕車嗎？
　  回答這一問題，不如先回顧一下，過去那些風光一時的代駕公司因何失敗？早在2004年9月，上海首家代客駕車服務公司———上海吉世捷汽車租賃服務公司就正式投入運營，但是由于接單量不足，生意慘淡收場。山東的一家代駕公司向媒體訴苦稱：半個月才接一筆100元錢的酒后代駕業務。（8月24日《齊魯晚報》
　  一方面，是代駕的巨大需求，一方面，是代駕“叫好不叫座”。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潛在的制度風險造成代駕業務的不確定性，才是阻礙代駕發展的癥結所在。
　  第一，風險分攤之惑。車主把自己的愛車交給代駕司機，如果出現意外，責任如何劃分？目前，國家對代駕服務并沒有明確的標準和要求。據調查，上海五大出租公司均表示不提供司機代駕服務，原則上也不允許司機去開客人的車，因為“萬一出了事，車沒有保險或超出保險理賠范圍怎么辦？”這些問題都是潛在的法律風險，是代駕和車主方都繞不過去的問題。
　  第二，據代駕司機反映，他們服務的大都是喝醉酒的人，遇到個別不講理的乘客，或者突發情況，司機自身的權益難以得到保障。除了“醉漢不好侍候”，從法律上說，醉漢要求代駕，這個合同的效力也有問題。
　  而合肥蜀山區的“代駕聯盟”并沒有借助國家公權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甚至由于不適當的干涉，還可能增加開展代駕業務的難度。比如，規定代駕人員上崗前必須經交警部門審核，這實際上就是行政許可，人為提高了業務的成本。按《行政許可法》的規定：對于公民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中介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而且行政許可必須有明確的法律授權，至少必須是省會人民政府出臺的規章。而此舉目前還只是區級政府機關的命令。
　  酒后代駕牽一發而動全局，涉及一旦出現交通事故，責任的分配、保險理賠，車主和代駕司機的權利義務平衡，如何化解雙方的不信任及矛盾……這些問題，有賴于國家公權的積極介入：扶植行業協會，設立行業細則，以及投訴受理程序，提高行業的社會公信力。
　  否則，“酒后代駕”難以紅火，不管是誰在推動。